行政诉讼案例（追缴补缴社保的行政诉讼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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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案例

先回答下第一问好了

根据《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五十五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加重对原告的处罚，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的除外。”所谓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是指与是否加重对原告的处罚这一事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同为原告，而不是指与被诉的行政处罚决定有利害关系的人同为原告。本案中钱某与孙某均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两者虽然为共同原告，但是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只是针对原处罚决定而不是针对是否加重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因此，就算法院认为应当判决对钱某予以行政拘留15天也不得将钱某的行政处罚变更为15天。所以，法院在审理中加重了解对原告钱某的处罚的做法违反了法律有关“起诉不加重处罚”的规定。

这里再补充解释下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的除外的情形：

假设本案例变成这样，赵某的加害人仅为钱某，行政机关决定对钱某予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钱某以处罚过重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处罚，而赵某则认为对钱某的处罚过轻也诉至法院，要求加重对钱某的处罚，人民法院合并审理，两者成为共同原告。因为赵某和钱某在是否对甲加重处罚问题上诉讼请求互逆，他们之间即属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的情形。法院可以在认为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前提下，判决变更，加重对钱某的处罚。

行政诉讼案例分析

(1)可以。行政复议不是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公民法人不服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其权利时，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请求保护合法权利，认为侵害其权益，向人民法院提出。本案中，B县工商局，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本案的被告。

(2)本案应由B县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本案应由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3)该具体行政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是否颁发营业执照和有没有服刑二者之间毫无法律，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不应当考虑无关因素。

谁能举个行政诉讼法的案例?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

发布时间：（ 2003-04-01 09:23:19）

原告∶田永，男，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

委托代理人∶马怀德，北京市大通——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雅申，北京市通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法定代表人∶杨天钧，校长。

委托代理人∶张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委托代理人∶李明英，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

原告田永认为自己符合大学毕业生的法定条件，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拒绝给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是违法的，遂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我一直以在校生身份在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参加学习和学校组织的一切活动，完成了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并且学习成绩和毕业论文已经达到高等学校毕业生水平。然而在临近毕业时，被告才通知我所在的系，以我不具备学籍为由，拒绝给我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办理毕业派遣手续。被告的这种作法违背了法律规定。

请求判令被告：

一、为我颁发毕业证、学位证；

二、及时有效地为我办理毕业派遣手续；

三、赔偿我经济损失3000元；

四、在校报上公开向我赔礼道歉，为我恢复名誉；

五、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原告田永违反本校《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068号通知）中的规定，在补考过程中夹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被监考教师发现，本校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通知校内有关部门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给田永本人的通知，也已经通过校内信箱送达到田永所在的学院。至此，田永的学籍已被取消。由于田永不配合办理有关手续，校内的一些部门工作不到位，再加上部分教职工不了解情况等原因，造成田永在退学后仍能继续留在学校学习的事实。但是，校内某些部门及部分教师默许田永继续留在校内学习的行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也不证明田永的学籍已经恢复。没有学籍就不具备高等院校大学生的毕业条件，本校不给田永颁发毕业证、学位证和不办理毕业派遣手续，是正确的。法院应当依法驳回田永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4年9月，原告田永考入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下属的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取得本科生学籍。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中途去厕所时，纸条掉出，被监考教师发现。监考教师虽未发现田永有偷看纸条的行为，但还是按照考场纪律，当即停止了田永的考试。北京科技大学于同年3月5日按照“068号通知”第三条第五项关于“夹带者，包括写在手上等作弊行为者”的规定，认定田永的行为是考试作弊，根据第一条“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的规定，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4月10日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但是，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田永继续在该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正常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

1996年3月，原告田永的学生证丢失，未进行1995至1996学年第二学期的注册。同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其后，北京科技大学每学年均收取田永交纳的教育费，并为田永进行注册、发放大学生补助津贴，还安排田永参加了大学生毕业实习设计，并由论文指导教师领取了学校发放的毕业设计结业费。田永还以该校大学生的名义参加考试，先后取得了大学英语四级、计算机应用水平测试BA SIC语言成绩合格证书。田永在该校学习的4年中，成绩全部合格，通过了毕业实习、设计及论文答辩，获得优秀毕业论文及毕业总成绩全班第九名。北京科技大学对以上事实没有争议。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部分教师曾经为原告田永的学籍一事向原国家教委申诉，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于1998年5月18日致函北京科技大学，认为该校对田永违反考场纪律一事处理过重，建议复查。同年6月5日，北京科技大学复查后，仍然坚持原处理结论。

1998年6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的有关部门以原告田永不具有学籍为由，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进而也未向教育行政部门呈报毕业派遣资格表。田永所在的应用学院及物理化学系认为，田永符合大学毕业和授予学士学位的条件，由于学院正在与学校交涉田永的学籍问题，故在向学校报送田永所在班级的授予学士学位表时，暂时未给田永签字，准备等田永的学籍问题解决后再签，学校也因此没有将田永列入授予学士学位资格名单内交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

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此案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有：1、原告田永于1996年2月29日写下的书面检查和两位监考教师的书面证言，这些证据能够证明田永在考试中随身携带了写有与考试科目有关内容的纸条，但没有发现其偷看的事实；2、原国家教委《关于加强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校发（94）第068号《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原国家教委有关领导的讲话，这三份材料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参照的规章范畴；3、北京科技大学教务处关于田永等三人考试过程中作弊按退学处理的请示、期末考试工作简报、学生学籍变动通知单，以上书证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于1996年4月10日作出过对田永按退学处理的决定，但不能证明该决定已经直接送达给田永，也不能证明该决定已经实际执行；4、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函、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考试作弊一事复查结果的报告，这些书证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部分教师、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对田永被处分一事的意见，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在得知这两方面意见后的态度；5、北京科技大学的《关于给予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王斌勒令退学处分的决定》一份、《期末考试工作简报》7份，以上书证与本案没有必然联系，不能成为本案的证据。此外，北京科技大学在诉讼期间，未经法院同意自行调取了唐有兰等教师的证言、考试成绩单、1998届学生毕业资格和学士学位审批表、学生登记卡、学生档案登记单、学校保卫处户口办公室书证、学籍变动通知单第四联和第五联、无机94班人数统计单等书证交给法院，这些证明由于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关于“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的规定，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

原告田永提交的证据有：1、1996年9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为田永补办的学生证（学号为9411026），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不仅从1996年9月为田永补办了学生证，并且还逐学期为田永进行了学籍注册，使其具有北京科技大学本科学生学籍的事实；2、献血证、重修证、准考证、收据及收费票据、英语四级证书、计算机BA SIC语言证书、田永同班同学的两份证言、实习单位书证、结业费发放书证，以上证据能够证明田永在北京科技大学的管理下，以该校大学生的资格学习、考试和生活的相关事实；3、学生成绩单，能够证明田永在该校四年的学习成绩；4、加盖北京科技大学主管部门印章的北京地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能够证明北京科技大学已经承认田永具备应届毕业生的资格；5、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的证明，证实田永已经通过了全部考试及论文答辩，其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己具备了毕业生的资格，待田永的学籍问题解决后就为其在授予学位表上签字的事实。

在庭审中，法庭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上述证据均进行了质证。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某些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虽然不具有行政机关的资格，但是法律赋予它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些单位、团体与管理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民事关系，而是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他们之间因管理行为而发生的争议，不是民事诉讼，而是行政诉讼。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所指的被告是行政机关，但是为了维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将其列为行政诉讼的被告，适用行政诉讼法来解决它们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行政争议，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本案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是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法人，原告田永诉请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正是由于其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时引起的行政争议，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予以解决。 原告田永没有得到被告北京科技大学颁发的毕业证、学位证，起因是北京科技大学认为田永已被按退学处理，没有了学籍。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的权利中，第（四）项明文规定：“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由此可见学籍管理也是学校依法对受教育者实施的一项特殊的行政管理。因而，审查田永是否具有学籍，是本案的关键。 原告田永经考试合格，由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录取后，即享有该校的学籍，取得了在该校学习的资格，同时也应当接受该校的管理。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实施管理中，虽然有相应的教育自主权，但不得违背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田永在补考时虽然携带写有与考试有关内容的纸条，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其偷看过纸条，其行为尚未达到考试作弊的程度，应属于违反考场纪律。北京科技大学可以根据本校的规定对田永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进行处理，但是这种处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精神，至少不得重于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国家教育委员会1990年1月20日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凡擅自缺考或考试作弊者，该课程成绩以零分计，不准正常补考，如确实有悔改表现的，经教务部门批准，在毕业前可给一次补考机会。考试作弊的，应予以纪律处分。”第二十九条规定应予退学的十种情形中，没有不遵守考场纪律或者考试作弊应予退学的规定。北京科技大学的“068号通知”，不仅扩大了认定“考试作弊”的范围，而且对“考试作弊”的处理方法明显重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也与第二十九条规定的退学条件相抵触，应属无效。另一方面，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原则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北京科技大学实际上从未给田永办理过注销学籍，迁移户籍、档案等手续。特别是田永丢失学生证以后，该校又在1996年9月为其补办了学生证并注册，这一事实应视为该校自动撤销了原对田永作出的按退学处理的决定。此后发生的田永在该校修满四年学业，还参加了该校安排的考核、实习、毕业设计，其论文答辩也获得通过等事实，均证明按退学处理的决定在法律上从未发生过应有的效力，田永仍具有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籍。北京科技大学辩称，田永能够继续在校学习，是校内某些部门及部分教师的行为，不能代表本校意志。鉴于这些部门及部分教师的行为，都是北京科技大学的职务行为，北京科技大学应当对该职务行为产生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原告田永既然具有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籍，在田永接受正规教育、学习结束并达到一定学历水平和要求时，北京科技大学作为国家批准设立的高等学校，应当依照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给田永颁发相应的学业证明，以承认其具有的相当学历。

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原告田永是大学本科生，在其毕业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可以授予学士学位。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作为 国家授权的学士学位授予机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的程序，组织有关人员对田永的毕业成绩、毕业鉴定等材料进行审核，以决定是否授予其学士学位。关于高等院校毕业生派遣问题。《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毕业生调配的部门按照教育行政部门下达的就业计划签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应当履行将毕业生的有关资料上报所在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以供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和颁发毕业派遣证。原告田永取得大学毕业资格后，被告北京科技大学理应履行上述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行政赔偿范围，只包括违法行政行为对受害人人身权或者财产权造成的实际侵害。

目前，国家对大学生毕业分配实行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并非学生毕业后就能找到工作，获得收入。因此，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证书的行为，只是使原告田永失去了与同学同期就业的机会，并未对田永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实际损害。故田永以北京科技大学未按时颁发毕业证书致使其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为由提出的赔偿经济损失主张，不能成立。原告田永在考试中有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被告北京科技大学据此事实对田永作出的按退学处理的决定虽然不能成立，但是并未对田永的名誉权造成损害。因此，田永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北京科技大学在校报上向其赔礼道歉，为其恢复名誉，不予支持。

综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1999年2月14日判决：

一、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田永颁发大学本科毕业证书；

二、被告北京科技大学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召集本校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原告田永的学士学位资格进行审核；

三、被告北京科技大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履行向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上报原告田永毕业派遣的有关手续的职责；

四、驳回原告田永的其他诉讼请求。第一审宣判后，北京科技大学提出上诉。

理由是：1、田永已被取消学籍，原判认定我校改变了对田永的处理决定，恢复了其学籍，是认定事实错误；2、我校依法制定的校规、校纪及依据该校规、校纪对所属学生作出处理，属于办学自主权范畴，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预；3、我校向一审提交的从教学档案中提取的证据，不属于违法取证，法院应予采信。请求二审撤销原判，驳回田永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当维持。上诉人北京科技大学认为被上诉人田永已不具有该校学籍，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学校依照国家的授权，有权制定校规、校纪，并有权对在校学生进行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但是制定的校规、校纪和据此进行的教学管理和违纪处理，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必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北京科技大学对田永按退学处理，有违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是无效的。北京科技大学在诉讼中提交的从教学档案中调取的证据，虽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被告不得在诉讼过程中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的情况，但是由于无法证明这些证据是在作出按退学处理的决定时形成的，故法院不予认定。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9年4月26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案例分析

张某夫妇可以对区计划生育管理委员会的罚款决定提出行政复议。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九条中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张某夫妇在对区计划生育管理委员会的处罚决定提起行政复议时，有权一并对是计划生育局于2004年9月12日发布的通知提起复议。《行政复议法》第七条第（二）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张某夫妇可以向区人民政府或者市计划生育管理委员会提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法案例题。（请详细提供答案，满意的另外加分，万分感谢）

一、答：上级公安机关应当受理张某的行政复议，对拒绝给张某颁发《治安许可证》的行为进行审查，检查该家庭旅社是否达到治安标准。在30日内处理，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如检查该家庭旅社未达到治安标准，则决定维持公安局的决定；如该家庭旅社达到治安标准，责令公安局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是否颁发《治安许可证》的行为。

理由：1、张某的复议理由第1条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八款“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者申请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之规定，属于行政复议范围。

2、复议理由第2条是错误的，决定是否颁发《治安许可证》是公安机关的权力，内部分工不是越权行为。但这一点不影响行政复议的受理。

3、《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七条：“行政复议机关在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认为其依据不合法，本机关有权处理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依法处理；无权处理的，应当在七日内按照法定程序转送有权处理的国家机关依法处理。处理期间，中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

第二十八条“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经行政复议机关的负责人同意或者集体讨论通过后，按照下列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一）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决定维持；

（二）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三）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2.适用依据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

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

（四）被申请人不按照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以上规定，上级公安机关应当受理张某的行政复议，对拒绝给张某颁发《治安许可证》的行为进行审查，检查该家庭旅社是否达到治安标准。在30日内处理，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如检查该家庭旅社未达到治安标准，则决定维持公安局的决定；如该家庭旅社达到治安标准，责令公安局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是否颁发《治安许可证》的行为。

二、答：应当以李某个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赔偿之诉。

《国家赔偿法》第三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

（三）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条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李某接送小孩的行为与行使行政职权无关，是个人行为，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应当以李某个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赔偿之诉，公安机关作为车辆所有者负连带责任。

三、答：当地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

（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

（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本案中乡政府在某村在试点，作强制性推广，给农民造成损失，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法院应当受理。

四、答：1、只在举行听证的前一天通知申请人参加。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应当于举行听证的七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必要时予以公告”的规定；

2、在听证的当天婉言拒绝了一名想旁听听证的群众参加听证。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听证应当公开举行”的规定；

3、在听证后，张科长认为听证进行的很顺利，口头对听证作出了总结，结束了听证。随后，该行政机关根据张科长的口头汇报作出了行政许可的决定。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第四十八条第五款 “听证应当制作笔录，听证笔录应当交听证参加人确认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规定。

五、答：1、由一名审判员和三名陪审员组成合议庭惊醒审理。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应当是三人以上的单数”中关于合议庭人数的规定；

2、其中一名陪审员为工商局的副局长。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审判人员认为自己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应当申请回避”的规定；

3、在审理过程中，县委领导曾几次要求听取了该案的审理情况。并要求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县工商局处罚决定的判决。人民法院按照县委领导的意见作出了维持的判决。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三条“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四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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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

某市原有甲、乙、丙、丁四家定点屠宰场，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屠宰许可证等证照齐全。1997年国务院发布《生猪屠宰管理条例》，该市政府根据其中确认并颁发定点屠宰标志牌的规定发出通告，确定只给甲发放定点标志牌。据此，市工商局将乙、丙丁三家屠宰场营业执照吊销，卫生局也将卫生许可证吊销。乙、丙、丁三家屠宰场对此不服，找到市政府，市政府称通告属于抽象行政行为，需遵守执行。三家屠宰场遂提起行政诉讼。

[问题]

（1）市政府的通告属于何种类型的行政行为？理由是什么？

（2）谁是此案的被告？理由何在？

（3）此案乙、丙、丁是否有权提起行政诉讼？理由是什么？

（4）颁发定点屠宰标志牌属于何种性质的行为，工商局、卫生局能否据此吊销乙、丙的执照许可证？

[正确答案]

（1）市政府的通告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本案中市政府发布的通告，明确确定只给甲发放定点标志牌，而该市原仅有甲、乙、丙、丁四家定点屠宰场，这就意味着剥夺了乙、丙、丁三家屠宰场的屠宰资格。可见，该通告是针对定点屠宰这一特定的事和甲、乙、丙、丁这一特定的人作出的，侵害了乙、丙、丁三家屠宰场的公平竞争权，属于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

（2）市政府、市工商局、市卫生局均可成为本案的被告。  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一）项可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对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行政诉讼，由于市政府的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且直接侵犯了乙、丙、丁的利益，故乙、丙、丁均可依据《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的规定，以市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依《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一）项规定，乙、丙、丁可以市工商局、市卫生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3）乙、丙、丁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理由如上题所述。

（4）颁发定点屠宰标志牌是行政许可行为，具体而言是属于资格许可行为，即赋予行政相对人从事某种活动的资格的许可。既然颁发定点屠宰标志牌的行为是资格许可行为，未获得该牌的企业就不得从事生猪屠宰的经营活动，市工商局、市卫生局就有权据此吊销其执照与许可证。但本案中，由于市政府的行为违法，所以，工商局、卫生局就不得据此吊销乙、丙、丁的执照与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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