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知识产权（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双方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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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知识产权案例分析

我从上海公司律师网找了个案例：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7）沪高民三(知)终字第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490号。

法定代表人朱兴宜，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军，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一舟，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路33号。

法定代表人丁成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斯伟江，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鹏彬，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真北路1425号。

法定代表人杜哲思，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斯伟江，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鹏彬，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刀剪总店公司)因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5）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1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7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刀剪总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军、刘一舟，被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张小泉集团)和被上诉人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德龙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斯伟江、吴鹏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成立于1956年 1月6日，开业之初名称是上海张小泉刀剪商店，1982年、1988年、1993年先后变更为张小泉刀剪商店、张小泉刀剪总店、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 2006年3月24日，原告因企业改制更名为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1987年1月30日，原告经核准注册了“泉字牌”图形商标。1993年10 月，国内贸易部授予原告为中华老字号。

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前身为杭州张小泉剪刀厂。1964年8月1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经注册取得张小泉文字与剪刀图形组合的“张小泉牌”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日用剪刀，注册号为46474。 1981年5月1日，“张小泉牌”商标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核定使用商品第20类剪刀，注册号为129501。1993和2003年连续获得续展，有效期至2013年2月28日。1991年2月28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经注册获得“张小泉”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第8类(包括剪刀和日用刀具等)，注册号为544568。2001年续展注册，有效期至2011年2月27日。1997年5月7日，上述两商标均转为国际分类，核定使用商品第8类(包括刀剪等)，有效期自1997年5月7日至2007年5月6日止。1997年4月9日，“张小泉牌”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2000年12月27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因企业改制更名为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2001年5月14日、8月14日，“张小泉牌”及“张小泉”注册商标先后经核准转让给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

2005年4月21日，原告刀剪总店公司在被告麦德龙公司处购得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生产的KSX－195G不锈钢民用厨刀、ZG－175不锈钢斩骨刀、HBSJ－174精制不锈钢家用剪、 HSSJ－185精制不锈钢强力剪、MY2000－1不锈钢民用剪(2000型)、NS－7不锈钢合金指甲剪、SSJ－125精制不锈钢剪各一把。上海市黄浦区第一公证处对上述购买过程进行了公证，并于同月26日出具了(2005)沪黄一证经字第4539号公证书。

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购买的不锈钢民用厨刀包装盒正面的上方自左向右标有“张小泉牌”商标及“中国驰名商标”字样，左下方自左向右标有“创立于1663”字样、“张小泉”商标及产品名称，其中“张小泉 ”商标的背景图案由醒目的红色菱形与黑色正方形叠加形成，“创立于1663”字样紧邻在“张小泉”商标的左侧；包装盒的左侧标有“三百年历史 三百年盛誉”字样，右侧标有生产单位名称及货号。不锈钢斩骨刀包装盒正面的上方自左向右标有“张小泉牌”商标及“追求卓越品质”字样，下方依次标有“张小泉”商标、“since 1663”字样及产品名称。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购买的五种剪刀产品外包装的左上方自上而下均标有“创立于1663”、“张小泉”商标、“中国驰名商标”字样，“张小泉”商标的背景图案由醒目的红色菱形与黑色正方形叠加形成，“创立于1663”字样紧接在“张小泉”商标的上方；外包装的右侧标有货号及产品名称，下方标有“张小泉牌”商标及生产单位名称。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999)沪二中知初字第13号生效判决书认定：“根据杭州市档案馆及浙江文史资料选辑记载，‘张小泉’具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起初由张思泉带着儿子小泉开设‘张大隆’剪刀店，1628年张小泉又率子近高来到杭州，在杭州大井巷继续营业，招牌仍用‘张大隆’，后因冒名者多，于1663年改名为‘张小泉’刀剪店。小泉去世后，儿子近高继承父业，并在张小泉后面加上近记，以便识别。1910年，张祖盈承业。1949年，张祖盈因亏损宣告停产，并将张小泉近记全部店基生财与牌号盘给许子耕。杭州解放后，张小泉近记剪刀复生。1953年，人民政府将当时所有的剪刀作坊并成五个张小泉制剪合作社”。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刀剪总店公司系经营刀剪等商品的企业，符合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经营者的身份，且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刀剪等商品上存在竞争关系，故原告刀剪总店公司有权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提起本案诉讼。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关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辩称，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主张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和“since 1663”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原审法院认为，虽然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的创始人没有嫡传关系，但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前身杭州张小泉剪刀厂先后于1964年8月1日、1991年2月28日经注册取得“张小泉牌”商标和“张小泉”商标，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是上述商标的商标权人，其在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张小泉”商标的同时，标注“创立于1663”或“since 1663”，主观上是为了表明“张小泉”品牌创立于1663年的历史事实，故对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主张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上述标注方式构成虚假宣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主张，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商标虽于1997年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但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未按照《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在驰名商标认定时间超过三年时重新提出认定申请，故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亦构成虚假宣传。原审法院认为，1996年8月14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明确，对于驰名商标认定时间未超过三年的，不需要重新提出认定申请。2003年4月1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布了《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该规定于同年6月1日起施行，原《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现行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中没有关于经国家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需在一定期限后重新提出认定申请的相关规定。鉴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商标曾在1997年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因此，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虚假宣传。原告刀剪总店公司的上述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鉴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since 1663”和“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不正当竞争，故对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要求被告麦德龙公司停止销售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生产的上述产品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原告刀剪总店公司和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均系经营刀剪等同类商品的企业，且均与“张小泉”的创始人没有嫡传关系。双方因“张小泉”品牌的知识产权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诉讼，因此，双方在经营活动中均应依法规范使用各自与“张小泉”品牌有关的知识产权。本案中，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刀剪产品的外包装上将其“张小泉”商标与“创立于 1663”或“since 1663”字样结合使用和宣传的行为，显属不妥。为了正确区分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商标与“张小泉”品牌的历史，避免相关公众的误认和混淆，今后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活动中应当依法规范使用“张小泉”商标和“张小泉”品牌。

综上所述，对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要求被告杭州张小泉集团停止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损失，要求被告麦德龙公司停止销售系争产品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刀剪总店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3,930元，由原告刀剪总店公司负担。

判决后，原告刀剪总店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判，判令杭州张小泉集团停止在其生产、销售的刀剪产品外包装上不当标注“创立于1663”、“中国驰名商标”字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麦德龙公司停止销售杭州张小泉集团生产的上述不当标注产品；判令杭州张小泉集团赔偿上诉人损失人民币10万元；判令杭州张小泉集团赔偿上诉人合理费用人民币21,000元，其中公证费人民币1,000元，律师费人民币2万元。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 1663”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品牌的创始人均没有嫡传关系。杭州张小泉集团无论是企业、注册商标或是生产历史，均没有300多年历史。二、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在2003年6月1日《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施行前，驰名商标的管理应以《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为法律依据。在2000年“ 张小泉牌”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三年后，根据《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杭州张小泉集团应重新提出认定驰名商标的申请。由于杭州张小泉集团未提出申请，故该商标已不属于驰名商标，不能再适用《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三、原判要求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活动中依法规范使用“张小泉 ”商标和品牌的判决内容含义不明确，难以实行。

被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答辩认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及事实依据，应予驳回。其主要答辩理由为：一、杭州张小泉集团有关“创立于1663”的标注不构成虚假宣传。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 ”刀剪品牌与创立于1663年的张小泉刀剪之间存在密切的传承及渊源关系，因此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刀剪产品包装上作系争标注，用以表明其刀剪品牌的渊源，不存在虚假捏造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有企业的历史都从登记起算，不可能成立于1663年，因此消费者对杭州张小泉集团在产品包装上的标注，只会理解为该品牌的源头和历史，不会形成“杭州张小泉集团成立于1663年”的误解。二、标注“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虚假宣传。《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已经被《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取代，后者中没有关于驰名商标超过三年必须重新进行认定的规定。《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也只是针对当事人要求工商局保护时，工商局可以要求重新认定。实践中，国家工商局没有重新认定过一件驰名商标。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商标广为人知，在2004年上海法院的判决中均认定“张小泉牌”商标为驰名商标，因此宣传驰名商标并不虚假。三、原判指出杭州张小泉集团行为不妥，是提醒其日后要更严谨、规范地使用权利。

被上诉人麦德龙公司答辩认为，其同意被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的意见；同时，其作为销售商，已经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无需承担责任。

二审中，各方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经营者违反诚信原则，实施误导消费者并损害同业竞争者合法权益的相关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中，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since 1663”和“中国驰名商标”的行为，系为表明“张小泉”品牌的客观历史及“张小泉牌”商标被国家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之身份，并非违反诚信原则、误导相关公众的虚假宣传行为，亦未损害刀剪总店公司的合法权益，故未实施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禁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上诉人认为，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品牌的创始人均没有嫡传关系。杭州张小泉集团无论是企业、注册商标或是生产历史，均没有300多年历史。本院认为，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假宣传，关键在于是否会造成相关消费者的误解。首先，鉴于我国目前的企业和商标制度均系在建国之后设立，客观上我国企业和商标均不可能创立于 1663年。其次，“张小泉”品牌及历史在我国相关公众中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因此，即使杭州张小泉集团与“张小泉”品牌的创始人没有嫡传关系，其在产品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也不会导致相关消费者误认为其企业成立于1663年或其商标权取得自1663年，故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不会造成相关消费者的误解，不构成虚假宣传。上诉人认为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创立于1663”文字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认为，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在2003年6月1日《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施行前，驰名商标的管理应以《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为法律依据。在2000年“张小泉牌”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三年后，根据《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杭州张小泉集团应重新提出认定驰名商标的申请。杭州张小泉集团未提出申请，故该商标已不属于驰名商标，不能再适用《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本院认为，首先，《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经国家商标局认定的驰名商标，认定时间未超过3年的，不需重新提出认定申请。该条款仅规定已被认定的驰名商标3年内无需重新认定，至于超过3 年的情况是否必须重新提出认定申请，该条款并无明确的表述。同时，该条款亦因在后生效的《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而被废止。其次，上诉人亦未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国家商标局曾要求其他驰名商标权利人重新提出认定申请或者曾有其他驰名商标权利人向国家商标局提出重新认定的申请。因此，上诉人提出的驰名商标被认定三年后应重新提出认定申请之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商标是否驰名，是一种客观事实状态。基于国家商标局曾认定杭州张小泉集团的“张小泉牌”商标为驰名商标，而本院（2004）沪高民三(知)终字第27号生效判决书亦确认该商标为驰名商标，在上诉人未提供相反证据足以否定上述认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在法律并未禁止驰名商标权利人标注“中国驰名商标”的情况下，依法确认杭州张小泉集团将其“张小泉牌”商标标注为“中国驰名商标”不构成虚假宣传，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原判关于杭州张小泉集团在其刀剪产品外包装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文字的行为不构成虚假宣传系事实认定错误，且适用法律错误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认为，原判要求杭州张小泉集团在经营活动中依法规范使用“张小泉”商标和品牌的判决内容含义不明确，难以实行。本院认为，虽然原判认定杭州张小泉集团的相关包装文字未构成虚假宣传，但为了使杭州张小泉集团的相关行为更加规范，原审法院特别提醒杭州张小泉集团今后要注意规范使用自己的知识产权，并无不当。上诉人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930元，由上诉人上海张小泉刀剪总店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案例分析

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案例分析包括以下方面：

一、 谈判过程

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程

(一)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做的努力

(二)中国“复关”/“入世”地位的争论

三、知识产权问题

(一)美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利益及其采取的多边与单边保护措施

(二)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四、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中美双方在经过长达20个月的九轮磋商之后,于1995年2月26日在京达成中美知识产权协议。

知识产权问题

一、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的简要过程

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及其市场准入上的三次谈判，均发生于90年代。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两国在双边贸易协议中涉及过。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协定》，在该协定的第6条中涉及双方对对方知识产权保护的承诺。此后中国开始了知识产权立法工作，并在短短几年中完成了知识产权立法基本工作，初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知识产权体系。1991年，美国根据《综合贸易法》中的”特别301条款”将中国列为”重点国家”，发起对中国的调查，具体指控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专利法有缺陷，尤其是对药品和农业化学品不提供产品专利保护；对首次发表于中国之外的美国作品，不提供著作权保护；著作权法及有关法规对著作权的保护水平过低；对商业秘密的保护不足；另外中国缺乏对于知识产权，包括商标权的有效实施。(1)中方在会谈中提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不能要求中国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遵循与美国一样的标准。药品和化学产品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发达国家有义务与发展中国家分享有关的科技成果。(2)因此双方在第一次谈判中争议的焦点是：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是按照美国一国的标准，还是按照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上，是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过渡到发达国家的保护水平，还是不顾中国国情要求中国马上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实际上也是当时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论的焦点。在这里需要指出，中国当时虽然没有为药品和化学产品提供专利权保护，但这符合巴黎公约的规定，并没有违反有关的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但是在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中美双方还是达成了第一个中美知识产权协议。当时关贸总协定的TRIPS协议的草案已经浮出水面，因此双方达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其内容主要以TRIPS协议作为主要的参考依据。该备忘录主要是中国政府就改进知识产权法律作出一系列承诺，当时美国政府主要的承诺是将美国专利法关于专利的保护期从原来的授权之日起17年改为自申请之日起20年。(3)

自1992年签署备忘录以后，美国对于中国政府依据备忘录做出的进展并不满意，1994年6月30日，美国重新提起了对中国的调查。美国贸易代表在谈判中具体要求涉及三个方面：第一，美国要求中国建立执法队伍，以打击主要的侵权者，没收和销毁侵权产品，并起诉侵权者。第二，美国要求中国加强知识产权的执法体制，建立一个真正起作用的法院系统。第三，美国要求中国对其知识产权产品开放市场。(4)从这些要求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已经从纯粹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改进转向了法律的实施以及涉及知识产权的某些产品的市场开放问题。经过艰苦努力，1995年2月26日晚，双方草签两国政府换函及附件协议，第二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结束。在这次谈判中，美国政府在谈判中的三个目的也基本达到，1996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公布的”特别301条款”年度审查报告中，再一次将中国确定为”重点外国”。其理由是中国没有认真执行1995年双方达成的知识产权协议，在知识产权执法和相关的市场准入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同时根据《美国贸易法》第306条的规定，直接启动了制裁程序，为此双方开始了第三次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并最终达成第三个知识产权协议，这个协议由双方的部长换函和两个附件组成，两个附件分别是《关于中国在1995年知识产权协议项下所采取的实施行动的报告》和《其他措施》。第三个协议的内容主要围绕侵权工厂的治理、加强执法、采取边境措施和市场准入这几个方面进行。双方的争议点已经不是是否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而是如何实施双方在1995年签署的知识产权协议的问题。�

二、美国知识产权政策的理论分析

根据工业产品发展的生命周期理论(5)可知，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成为一种决定新工业的创新程度、贸易方向、资本流向以及不同工业化国家相对增长速度的有利因素。(6)发达国家拥有较强的科研开发能力，因而能够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新型工业化国家却能够通过模仿战略吸收和模仿发达国家的创新技术从而生产富有竞争力的产品，大大威胁发达国家的垄断地位。(7)而知识产权及其保护对于一个还没有建立起统一国际保护的世界来说，恰恰就是一种公共物品，由于各国在提供这种公共物品上的意愿和能力是大不相同的，因此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的技术出口国，必然希望通过知识产权保护获得经济利益。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该发达国家刚起步时，(支配地位刚刚建立，竞争地位还未受到挑战时)，其注意力最可能放在为其出口产品开辟市场，而当它相对衰老时，(相对的经济实力下降，而其竞争者则越来越强大时)，它的注意力将转向知识产权保护方面。

中美双方关于知识产权的官司。胜诉败诉的均可。

中国企业突破专利壁垒 打赢中美知识产权第一案

中国通领科技集团董事长陈伍胜不久前拿到了美国法院下达的中美知识产权官司胜诉的判决书，虽然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在中美知识产权领域拿到胜诉判决书，陈伍胜却显得出奇的平静。

７月１１日，也就是陈伍胜拿到胜诉判决书的第二天，他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邀请，出席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召开的知识产权专题学习会，并作了报告。他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员们详细介绍了通领科技集团知识产权工作开展情况，以及相关涉外知识产权诉讼过程。而此次知识产权专题学习会也是国家知识产权局首次邀企业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做知识产权方面的讲解。

打赢中美知识产权第一案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抗争，就意味着行业的技术制高点和知识产权永远受制于人，我们只能给人家做低端产业。”陈伍胜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谈到三年前开始的那场中美知识产权纷争，陈伍胜仿佛又回到了那段痛苦的日子。

２００４年，由通领科技集团生产的ＧＦＣＩ�接地故障断路器　产品进入美国，并迅速占领美国主流市场。据悉，ＧＦＣＩ产品在美国每年有３０亿美元的巨大市场，这引起了美国同行的恐慌。当年的４月至７月，美国电器巨头、世界５００强企业的莱伏顿公司分别在美国３个州的地方法院起诉通领公司的４家美国经销商。

陈伍胜回忆说，拿到起诉书的那一刻，他们首先感到的是恐慌，因为莱伏顿公司在过去的３９年中打了３８场官司，全部迫使对手选择和解。这次莱伏顿公司也派出了７个大牌律师组成的律师团，仅仅为了到新墨西哥州送一份打官司的起诉书。”他们很明显是要告诉我们，这是一场非常残酷的、力量比较悬殊的较量。再加上我们对美国法律一点都不懂，感到相当恐惧。”为此，公司内部讨论了三天三夜，认为公司确实没有侵犯莱伏顿公司的知识产权，最后公司坚持在美国本土法院依法维权。

为维护美国客户的合法权益，通领科技赴美主动以制造商身份加入诉讼案，要求承担被告全部诉讼费用和侵权担保，并成功把全部案件移送到新墨西哥州的美国联邦地方分区法院。最终获得两个由美国地方法院签署的全胜”马克曼命令”，这也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海外维权获得的第一个”马克曼命令”。”马克曼命令”是法庭判定被告是否侵权的惟一重要法律证据。

７月１０日，美国新墨西哥州联邦分区法院布朗宁法官就美国莱伏顿公司起诉通领集团侵犯其美国６，２４６，５５８号专利�以下简称５５８专利　案作出判决，判定由中国通领科技集团制造的销往美国的ＧＦＣＩ产品不侵犯莱伏顿公司的５５８号专利。这表明这场历时３年多，耗费３００多万美元的中美知识产权官司第一案尘埃落定。

亟待突破知识产权壁垒

中国机电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姚文萍认为，胜诉的结果不仅标志着通领科技集团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短路器产品，可以顺畅地进出美国的市场，而且对于中国坚持走自主创新发展道路的企业树立了榜样。更是有利地回击了国际上中国滥用知识产权，诋毁中国产品形象的不良图谋。

据介绍，我国的机电产品出口经过２０年的高速增长，已经从１９８５年的１６．８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０６年的５４９４亿美元。２０年间增长２５４倍。在外贸出口中的比重已经从１９８５年的６．１％，上升到了２００６年的５６％。占世界机电产品出口的比重由０．２５％上升到９％。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已经跃居世界第三位，排在德国和美国之后。

但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自加入ＷＴＯ以来，我国的机电产品频繁遭遇国外的反倾销、知识产权纷争等多起案件，涉及价值数十亿的机电产品。在美国，我国的机电产品也频遭指控，美国对于我国的出口机电产品发起”３３７调查”６０多起。我国的ＤＶＤ和彩电这两个产业深受专利费的困扰。

专家认为，目前，国外公司往往采用设置专利网、收取巨额专利使用费等多种方式，对中国公司形成专利壁垒。一些国外企业在获得某个技术的专利后，以其为基本专利，将其改进技术及外围相关技术均申请专利，形成一个由基本技术同外围相关技术一起构成的专利网，从而形成本企业强项技术的专利壁垒，使竞争对手无法突破。

姚文萍指出，中国企业要从三个方面来应对：第一，要坚持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是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灵魂；第二，要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我国的企业不仅要重视保护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更要注意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第三是要重视增长的方式，中国企业不仅要重视出口，更要重视在境外投资建厂的机会，让产品更加接近市场，有效地规避贸易壁垒。

陈伍胜也深有感触，国内企业应对国外专利诉讼，首先要有自己的核心专利作后盾，及时在国外申请专利保护；其次，要和国外律师事务所合作，深入了解国外专利法律体系，并对自己专利进行侵权检索和分析，取得非侵权的法律评定文书；最重要的就是要敢于应诉，敢于和对手正面交锋。

刑法修正案（十一）涉及知识产权类犯罪的条款做了哪些修改？

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自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正案对涉知识产权类犯罪方面也做出了较大的调整，共修改8处，适当提高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侵犯著作权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等六个犯罪的刑罚，进一步加大了惩治力度，并增加规定了“商业间谍”犯罪。

1、商业秘密罪落实中美经贸谈判第一阶段协议

中美谈判达成的经贸协议第一章系知识产权，协议约定中国应列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的其他行为，尤其是“电子侵入、违反或诱导违反不披露秘密信息或意图保密的信息的义务……”。此次《刑法修正案（十一）》对第219条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修订，落实了中美经贸谈判第一阶段协议约定的侵犯商业秘密其他行为等内容。

2、加大知识产权类犯罪的处罚力度，将该罪原最高量刑限制的七年，更改为了十年

此次修正案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所有罪名中，除假冒专利罪外，均删除了管制、拘役的主刑。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均由有期徒刑作为量刑起点。

在具体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行为中，延长刑期，相同的的犯罪情节，原来可能量刑在3年以下或3至7年，修正案延长至5年以下或3至10年，增大了可适用刑罚惩治的力度。

3、增设商业间谍犯罪

将“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商业秘密”的行为列入刑法分则条款。该条款设定于现今金融经济体系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路径息息相关，中美贸易战背景之下，中美磋商所签署的协议更是以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相关内容为核心要素。此背景之下，规范商业秘密保护、促进国内外交易环境规范发展，有利于促进企业公平竞争、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商业间谍罪”的增设，对一些企业原通过各种方式获得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将是极大的遏制，提醒一些企业避免沾染、涉及该罪名；也赋予了商业主体可以通过该罪名的设置以防范他人侵犯自己的商业秘密、有效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

4、修改侵害行为，增加侵犯商业秘密犯罪行为类型

明确把“电子侵入”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纳入认定刑事犯罪的手段；针对侵权技术手段的不断变化，对黑客手段非法入侵、电脑病毒植入等计算机领域窃取机密方式做出防范。

值得注意的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商业秘密的概念，这将对商业秘密的认定产生两种影响， 一种是商业秘密的认定标准具有开放性，可以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另一种是商业秘密犯罪行为打击的泛化，“类推解释”的客观风险增加了。

5、第213条假冒注册商标罪新“服务商标”，将服务商标的保护地位上升到与商品商标等同

修改后的刑法第213条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服务商标是提供服务的经营者为将自己提供的服务与他人提供的服务相区别而使用的标志。与商品商标一样，服务商标可以由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声音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而构成（如，微软、谷歌均为服务品牌）。

我国1988年开始采用《商标注册用商品与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后为履行相关的知识产权条约，1993年修改《商标法》时添加了服务商标内容。但在刑事法律中，始终未将服务商标纳入到知识产权犯罪领域的保护范围中，基于刑法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实践中亦未对侵犯服务商标的行为予以定罪处罚。此次修正案将无形化的服务增加进来，是更重视服务品牌的法律保护。

6、修改后的侵犯著作权罪将抖音、快手、斗鱼等短视频、网络直播及网游动画等纳入保护范围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文化产业随之变化巨大，抖音、斗鱼为代表的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娱乐产业蓬勃发展。

此前新《著作权法》【2020年11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自2021年6月1日施行】已经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作品的定义，并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这一兜底条款修改为“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突破了作品类型法定原则，形成作品客体类型开放的格局。

所以，这次《刑法修正案（十一）》在条款中将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涉及的“电影、电视、录像作品”与新著作权法同步修改为“视听作品”，增加了“美术作品”，并增加了对著作权邻接权中的表演者权利的保护，及明确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侵权行为，也与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及相关行政法规相互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