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新规定都有哪些法律条文
民法典新规定都有哪些法律条文 一、见义勇为免责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 民事责任 ，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现实中因救人反被告的事件多次发生，“扶不扶”“救不救”一度困扰公众。民法典草案明确了侵权人和受益人的各自责任，同时也明确了见义勇为者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有助于杜绝“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 二、小区共有场所收入归业主 《民法典》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 目前，小区电梯广告、外墙广告收入归谁?这些内容 物权法 的规定并不明确，引发了一些矛盾纠纷。民法典草案明确，利用小区业主共有场所产生的收入属于业主共有。这将发挥定分止争的作用，维护业主合法权益。 三、禁止高利放贷 《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条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借款合同 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 近年来，“校园贷”“套路贷”等频发， 高利贷 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民法典草案禁止高利放贷，表明了国家鼓励人们投资实体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因高利放贷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四、保护个人信息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规定，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 监护人 同意，但是法律、行政 法规 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 (三)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 面对人肉搜索、垃圾短信、 电信诈骗 等挑战，民法典草案确认和保障与个人信息有关的人格权益，并规定个人信息利用的基本规则，让个人信息使用有法可依，将有效遏制过度搜集个人信息的乱象。 五、界定 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 债务 ，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 债权人 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六、增加 遗嘱 形式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 证人 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七、高空坠物定责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 侵权责任 ;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民法典亮点解读
见义勇为行为可免责
现实中因救人反被告的事件多次发生，“扶不扶”“救不救”一度困扰公众。
民法典进一步明确了侵权人和受益人的各自责任，同时也明确了见义勇为者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有助于杜绝“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
居住权为“以房养老”扫平障碍
老人可以通过“以房养老”模式，把房子过户给子女或卖给他人，同时要求设立居住权。
民法典首次在用益物权中增加居住权，房子只要设立了居住权，即使没有房产证，也可长时间乃至终生居住。一方面，保障老人对房子终身居住的权利，老有所依；另一方面，通过房屋所有权的出让获得经济收入，老有所养。
合同编明确“情势变更”
今年以来，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诸多合同难以履行，既属于不可抗力，也有因情势变更导致合同不能履行。
民法典将司法实践中早已适用的“情势变更”进一步予以明确，保障合同签订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合同编中增加了保证合同、保理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合伙合同4种典型合同。
保护业主合法权利
有的物业公司一遇到欠缴物业费就断水断电，简单粗暴处理问题。
民法典明确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除此之外，民法典还规定了小区电梯广告、外墙广告收入归业主共有。
制止“霸座”行为有法可依
在没有法律规定前，“霸座”这种情况很多时候只能道德谴责。
民法典明确规定，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这一规定让执法者有法可依，维护了社会秩序。
明确夫妻共同债务的区分
现实生活中，夫妻一方私自欠下巨额债务，可一分钱都没给家里使用，在以前通常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现在民法典规定债务需“共债共签”，可以防止婚姻关系中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导致另一方负债这种“坑配偶”的现象发生。
保护个人信息
数字化时代，个人信息如何保护？
面对人肉搜索、垃圾短信、电信诈骗等挑战，民法典确认和保障与个人信息有关的人格权益，并规定个人信息利用的基本规则，让个人信息使用有法可依，将有效遏制过度搜集个人信息的乱象。
已满八周岁子女在抚养权纠纷中享有话语权
父母离婚，8岁的孩子说要跟妈妈，孩子的意愿要理会吗？
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问题向来是离婚案件的焦点，已满八周岁的子女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认知能力，抚养权的确定与其权益密切相关，应当尊重他们的真实意愿，这样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增加遗嘱形式和遗产管理人制度
《民法典》继承编最大的亮点是尊重被继承人的意志。
不论是增加打印遗嘱形式，还是规范遗产管理人制度，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被继承人的权益。例如对于遗嘱，只要被继承人的遗嘱内容是真实的，是真实意思的表示，遗嘱又在外观形式上符合法律要求，就可以按照遗嘱去处分其遗产。
细化高空抛物责任条款
近年来，有关高楼抛物致人损害的事件时有发生，由于难以确定肇事者，法院最终不得不判定全楼业主和物业共同赔偿。
民法典对高楼抛掷物或坠物致人损害的责任作出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明确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禁止高利放贷
近年来，“校园贷”“套路贷”等频发，高利贷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民法典禁止高利放贷，表明了国家鼓励人们投资实体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因高利放贷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人格权独立成编
最初，民法典草案里没有“人格权编”。但法学界、法律界许多人士认为，在编纂民法典时，应该为人格权设立独立的一编。
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权利。如果自然人不享有人格权，财产权就如同空中楼阁。人格权独立成编，彰显民法典编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民利益放在至高位置。
个人隐私的保护
民法典特意增加了人格权一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面临新的挑战。
民法典人格权编明确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有助于应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对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带来的挑战。
离婚冷静期
在婚姻关系中，夫妻可能会因为一时冲动就放狠话、闹离婚。
民法典中设置“离婚冷静期”。为了减少轻率离婚、冲动离婚现象，维护家庭稳定，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完善收养相关规定,保护被收养人合法权益
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编对现行收养制度作出了一系列调整，主要改变了收养的条件：
一是可收养的人数，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放松，收养人数也放宽了一些。
二是岁数，原来是14岁，现在统一要18岁以下。
三是收养人条件增加了一项，有相关犯罪记录的人不可以收养孩子。同时，明确提出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
民法典研读系列|情势变更原则的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自2020年5月28日发布以来就一直热议不断。《民法典》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形式存在的法律，其意义重大深远。《民法典》确立了情势变更原则、修改了担保制度等等，这些对我国的营商环境都起到一定的优化作用。今天，法里君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民法典》情势变更原则的确立对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意义。
01《民法典》颁布前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法律困境
2020年突如而来的新冠疫情，对各行各业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首当其冲的是线下的人员密集型的行业，比如影视剧拍摄制作公司（基本上处于完全的停摆状态）、影院、餐饮业、线下培训业务（基本上也处于停业状态，但是租赁的场地费用却要照付。虽然疫情期间国家有减免房租的政策，但是多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出租门面，私人出租门面并不能强制要求）。很多企业苦不堪言，入不敷出。此外很多合同因为疫情原因也不能正常履行，很多公司就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免除违约责任，解除或者变更合同，相关的法律纠纷也陡然增多。
司法实践中，解除或者变更合同主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最高院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具体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请大家注意情势变更原则中的两个除外规定，一是非不可抗力因素，二是不属于商业风险。
所谓不可抗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由此可见，不可抗力指的是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不能预见的、履约时依人力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事件。不可抗力事件的范围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自然现象，如火灾、旱灾、地震、风灾、大雪、山崩等；二是由社会原因引起的社会现象，如战争、动乱、政府干预、罢工、禁运、市场行情等。但是受有不利影响的合同一方当事人主张依据不可抗力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的，也应当满足一定的条件：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可见，法律对不可抗力的适用也规定了前提条件，以此来规制不可抗力在司法实践中的滥用，同时体现了对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相对保护。
关于商业风险，最高院在《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明确“商业风险属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固有风险，诸如尚未达到异常变动程度的供求关系变化、价格涨跌等。情势变更是当事人在缔约时无法预见的非市场系统固有的风险。
排除不可抗力和正常的商业风险，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范围非常局限。加之为了维护交易市场的稳定，防止情势变更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最高院又要求各级法院“谨慎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最高院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受理法院若认为确有必要在个案中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在适用前应当报请高级人民法院审核，适用前的一个审核制度可以看出最高院对于情势变更原则的审慎态度以及对适用情形的严格限制。这对于企业而言，就意味着其依据情势变更原则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目的难以实现。
就以此次新冠疫情而言，新冠疫情的爆发不可预见，不能避免，至今仍在境外持续蔓延，客观上又没有特效药和可以大量临床使用的疫苗，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不可克服的，符合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事实上，司法实践也对新冠疫情构成不可抗力进行了确认。但问题是，新冠疫情下并非所有合同都不能履行，换言之，也并非所有合同当事人均可适用不可抗力原则进行免责。但因《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明确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之重大变化需“非不可抗力造成”。
此种情况下，若新冠疫情客观上并未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只是继续履行对一方明显不公或者说是显失公平，当事人却不能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要求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以减少损失，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法律明确规定不可抗力事件不能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这就是《民法典》颁布前，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困境所在，也是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诟病的原因之一。
02《民法典》扩大了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范围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规定：“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相较于《最高院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6条中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民法典》第533条删除了将不可抗力排除于情势变更情形外的规定，不再将情势变更限定于非不可抗力，厘清了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的适用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情形和范围，解决了其法律适用困境，同时也能为企事业提供更广泛的保护。若因疫情原因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或继续履行合同不再具有可能性，可适用《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进行解决，免除因不可抗力而无法继续履行合同一方的民事责任。如果合同在客观上是可以继续履行的，但是继续履行会产生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的结果甚至会给一方造成巨大的损失，此时则可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进行解决，变更合同条款或者解除合同。
情势变更原则的创设有利于促进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赋予了在发生特定事件后受有不利影响的一方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民法领域的公平原则。
03《民法典》确立情势变更原则对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意义
《民法典》不仅扩大了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外延，增加了其适用的可能性，而且还引入了自行协商机制，即在发生符合情势变更条件的情形后赋予当事人根据诚实信用原则重新约定权利义务的权利。允许当事人先进行重新协商，而不是直接介入法律，充分体现了私法上的意思自治及自由原则，极大限度地尊重了当事人的交易自由。此外，《民法典》还进一步规定，若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这也赋予了当事人审时度势的选择权，其可以在充分考虑多种因素和利益后作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最优选择。
《民法典》情势变更原则的确立，有利于保护交易市场的稳定性，为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救济措施，同时也刺激了企业在市场上活动的积极性，优化了我国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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