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社3月1日讯 3月8日，厦门姚明织带饰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姚明织带”）即将迎来美国商务部官员关于窄幅织带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的终裁审查。
而在2月6日，美国商务部刚刚公布了对华窄幅织带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倾销部分的初裁结果。在两家被强制应诉企业中，姚明织带倾销幅度为0，另一家由于未应诉，被裁定为231.40%的惩罚性税率。13家获得平均税率资格的企业被裁定为115.70%的税率，其他未应诉企业的全国统一税率为231.40%。
“能获得零税率，这是我们积极应诉的结果，这个过程是痛苦的，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就是为了打赢这一场美国的反倾销、反补贴官司。”姚明织带外销部经理单良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事实上，对于美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尽管个别企业获得成功，但对整个行业来说，由于大多企业被征收了较高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导致不少企业面临失去美国市场的风险。
姚明织带的零税率
2009年7月9日，BERWICKOFFRAY公司（比威客·奥弗瑞公司，美国最大的织带生产厂家）向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申诉，指控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的织带以低于正常价格倾销，要求对原产自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窄幅织带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即“双反”调查）。
7月23日，美国对此作出立案决定，对原产于中国内地的窄幅织带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单良说，这是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发起的首起“双反”调查，也是后配额时代美国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的第一起贸易救济措施。本案涉及的产品是由各种长度、颜色和形状、全部或部分人造纤维制成、宽度小于12厘米的织带，多用于服装的辅料和礼品的包装用。根据中国海关统计的数字，2009年1～6月，中国全部输美织带金额806万美元，台湾地区可能更多，在1000万美元左右。
根据美方定下的选择行业输美出口量排名第一、第二名的中方企业作为应诉代表的规矩，姚明织带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涤纶丝带、丝带印刷、丝带花饰制造商，所以姚明织带理所当然被列为美国“双反”调查的头号企业。此外，一并被列为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应诉代表的还有漳州长泰荣树纺织有限公司和宁波金田贸易有限公司。
遗憾的是，另外两家企业并未应诉，姚明织带只能孤军奋战。
“整个诉讼费用非常高，前后花了我们二三百万元。在决定应诉之后，我们先后成立了应诉专项领导小组以及应诉团队。由公司高层带队，前往一些有反倾销应诉经验的企业取经，然后再寻找、挑选并聘请了有多次‘反倾销官司’胜诉经验的资深律师。”单良说。
经过长达6个多月的较量，美国商务部在2月6日公布了初裁结果，姚明织带倾销幅度为0。
跟美国商务部大半年的打交道过程，也让姚明织带对反倾销调查的应诉有了更深的体会。单良说，美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程序非常繁琐也非常严格，涉及到出口产品的数量、原材料、还有财务报表等等，“他还会把你有没有获得银行贷款、是否从政府手中征用到了多少土地，以及出口退税等很多因素都考虑进去。而除了发送问卷调查让你填写外，其间美国官员还曾来到公司进行倾销幅度调查，查财务账、核算成本，涉及公开企业内部资料等诸多材料。”单良说。
由于有了应对初裁审查的成功经验，再面对接下来美国商务部的终裁审查，姚明织带充满信心。“目前，我们还在进一步准备材料，以应对3月8日，美国商务部终裁的上门审查。相信会比上次做的还要好。”单良称。
败多胜少的趋势正在扭转
尽管姚明织带积极应诉获得成功，但对整个行业来说，由于大多企业被征收了较高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导致不少企业面临失去美国市场的风险。
代理其他13家企业中一家企业应诉的北京小耘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毅律师对《中国经营报》记者介绍说，“正因为有企业放弃应诉，才抬高了中国内地织带的‘双反’税率，其他没被抽中单独调查的应诉企业的税率，是取强制性应诉企业所获税率的平均值，而没参加应诉的企业，被征收最高额的税率。”张毅还进一步称，“现在美国相关政策、法律环境更加严格，给涉案企业应诉的时间短，并且很少延期，很多补充材料都不会再接受。所以今后中国涉案企业不仅不应该放弃，还更应该注重做好应诉的准备。”
而事实上，织带业的关税一旦超过30%，美国客户就基本不可能接受。裁决一出，意味着除了姚明织带可以继续进入美国市场外，其他企业的织带全都被高额的税率挡在门外。张毅说，他的客户就因为有企业放弃应诉，导致被征收高额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现在，他的客户已无法进入美国市场。
而事实上，国内企业自2005年以来接到的类似反倾销官司很多，胜诉的比例只有三成左右。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应诉获得成功，这势必也会成为标杆，给其他企业带来借鉴意义。
“由于频繁遭受反倾销调查，唤醒了国内产业的法律意识，加深了他们对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的了解。而经过一些企业的积极应诉，目前，我们在和美国、欧盟以及其他国家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较量中，败多胜少的趋势正在慢慢扭转。”张毅表示。
此外，张毅还表示，金融危机各国对本土行业采取了一定补贴和保护措施，而中国出口企业对此的反应也有一定的滞后性，“2009年，中国企业的反应也许不强烈，但到了第二年，中国企业承受不了，也会陆续采取一定的反击措施。”张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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