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微的政策差别，可能带来迥异的结果。
文 / 巴九灵
当今中国面临的难题，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外在的，关乎一时一地，难归难，但时间终究站在我们这边。内在的，关乎千秋万代，远归远，但留给我们调整的时间却不多了。
人口，便是最大的、最紧迫的内在问题。
纵向来看，2020年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的心理关口。
横向来看，202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3——即每名妇女一生平均生育1.3个孩子，这是国际公认的超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分界线。
调整生育政策，尤其是生育支持政策，已经刻不容缓。
5月中旬，“七普”主要数据发布。5月底，中央决定实施“三孩政策”。
8月，《人口计生法》完成修改。
9月以来，各省陆续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重点有两项：
1. 修改关于“三孩”的表述；
2. 延长婚假、产假、护理假，增加育儿假。
其中，尤以陕西省计生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假期待遇最为优厚。
《劳动法》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98天的产假。
陕西拟规定，职工合法生育子女的，在法定产假基础上增加产假60天；女职工参加孕前检查的，在法定产假基础上增加产假10天；女职工生育三孩的，再给予半年奖励假。
也就是说，在陕西生三孩，产假长达98＋60＋10＋182＝350天。
不仅如此，陕西拟规定，合法生育的父母在子女一至三周岁期间，每年给予父母双方各不低于30天的育儿假。
政策初衷，想必是迫切希望鼓励生育。但如此安排假期，似乎忽略了“生育惩罚（Motherhood Penalty）”对女性的影响。
1.经济学观点
在经济学视角下，要不要（再）生育一个孩子，取决于生育的边际成本。之所以政策越来越宽松，生育率却越来越低迷，就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生育成本愈加高昂。
根据James R. Walker 1995年的模型，生育成本可以分为三部分：
1. 直接成本：衣食住行等保育花销；
2. 薪酬损失：生育期间放弃的工作收入；
3. 人力资本损失：离开劳动力市场，导致事业积累中断。
相应地，政府和社会可以从三方面降低生育成本：
1. 津贴：儿童津贴、家庭津贴等，分担直接成本；
2. 假期：带薪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降低薪酬损失；
3. 服务：公立托育、社区托育等。
需要注意的是，只要钱够多，生育的直接成本和薪酬损失甚至可以完全补偿。唯独人力资本损失，政策很难弥补。
但无论如何，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生育。这是经济学看待生育问题的第一层。
后来，一些经济学家（例如Shelly Lundberg和Robert A. Pollak）意识到，不应该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生育成本和补贴，夫妻之间有利益冲突，有分歧，有谈判，应该分别计算。
1. 衣食住行等保育花销：夫妻共同承担；
2. 薪酬损失：主要由女性承担；
3. 人力资本损失：主要由女性承担。
后两点更多落在母亲身上，这就是所谓的“生育惩罚”。
为什么高知女性的生育率更低？原因之一是，她们的收入更高，人力资本更多，相应的生育惩罚也更大。
Labour这个词，既有劳动的意思，又有分娩的意思，仿佛暗示着一种两难选择。各个国家，都有不同比例的女性，在生育后就此退出劳动力市场。
由于人力资本损失，生育对于妻子来说，往往意味着未来的议价能力降低。这也使得许多低生育率国家，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反对生育。
这时我们再看不同的公共政策，就会发现它们的补贴目标也不尽相同。
1. 津贴：补贴家庭，夫妻共同享有；
2. 假期：不同政策的目标不同，多为女性享有；
3. 服务：主要分担女性的养育工作。
不同的生育支持政策，会把女性导向不同的目的地——家庭或是工作。
如果一个国家以津贴支持为主，就有更多的家庭依靠津贴，让女性专心做全职主妇。如果一个国家以公共服务支持为主，就有更多的女性参加工作，将养育孩子交给社会。
假期福利相对特殊——中间隔着企业。如果一个国家的生育假期多由女性享有，那么企业在劳动力市场招聘时就会将这一点纳入考虑，从而抵消假期的福利效果。
这里又细分为两种情况：
① 假期的薪酬由企业支付：承担员工的生育成本，对企业毫无益处，所以他们会想方设法将成本转嫁，或是同工不同酬，或是少招女员工，或是只招兼职女员工。
② 假期的薪酬由政府支付：企业压力较小，但员工中断工作仍会造成影响。
此外，给予女性超长的生育假期，本身也是一种政策暗示，加重“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观念，将女性导向家庭。
有很多国家，政策支持生育的同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随之降低，导致她们更抵触生育，于是政策效果不佳。
因此有经济学家主张，补贴政策应该更加针对不愿意生育的性别群体。这是经济学看待生育问题的第二层。
人心惟微。细微的政策差别，可能带来迥异的结果。
2.国际实践
我们来比较两个极端的国际实践案例。
首先是瑞典。这个国家以成功的生育政策闻名，曾将总和生育率从1.5拉升至2.0，近年来有所回落，也有1.7。
此外，这个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男性的90%，为发达国家之最。
以上两点是如何实现的呢？
每位16岁以下儿童每月可以获得1250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875元）的儿童津贴。如果家中有不止一个孩子，还有大家庭补助。
每个有孩子的家庭每月可以获得1400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980元）的住房补贴。
如果家中有身患残疾的儿童，还可以领取儿童护理、汽车、助理津贴。
1974年，瑞典是第一个以育儿假（父亲可以享受）取代女性产假的国家。
目前，瑞典的育儿假为父母共享16个月，双方可以自行分配，但各有3个月不可转让。单亲可以独自使用16个月。多胞胎每增加一个孩子额外给予6个月。包括领养的情况。
其中13个月按照工资的80%左右领取父母津贴，剩余3个月按180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126元）/天领取津贴。
针对12岁以下孩子生病的情况，父母每年可以获得4个月的假期。如果孩子病重，则不限假期天数。
公共托育（包括学前班）面向1-6岁儿童，6:00至18:30开放，另有夜间托育中心。
关于托育费用，第一个孩子是家庭收入的3%（不超过1510瑞典克朗/月，约合人民币1057元），第二个孩子是家庭收入的2%，第三个孩子是家庭收入的1%，之后的孩子免费。
凡此种种，让人望洋兴叹。以上多数政策，对中国来说还很遥远——瑞典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是一个典型的高收入高福利国家。
但是至少共享育儿假制度，值得我们借鉴。
看上去，夫妻双方不可转让的假期只有3个月。也就是说16个月假期，很有可能妻子使用13个月，丈夫使用3个月——实际操作中，不少男性甚至放弃假期。
但是在招聘时，至少企业一眼望去，男性和女性的育儿假制度安排完全相同。潜在的因为生育而中断工作的风险，两性相对接近。
这和女性比男性多出300天的法定产假，带来的评估完全不同。
再看韩国，全球总和生育率倒数第一的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54%。
韩国的生育支持政策，自2006年以来已经推行了三轮，丝毫没有见效。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我们只比较假期一项。
韩国女性享有90天的带薪产假（多胞胎为120天），其中前60天（多胞胎为75天）薪水由企业支付，其余政府支付。
韩国男性享有10天的带薪陪产假。
面对这样的制度，企业会怎么选？女性会怎么选？
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数据，2019年生育的韩国女性中，只有41.7%在分娩时仍然在职。而倒推一年，则有51.8%在职。也就是说，有十分之一的女性随着生育而离职。
从往年数据来看，随着孩子长大，韩国女性回归工作的进度十分缓慢。
当生育等于失业，有多少女性还愿意生？
3.回看中国
中国的情况，复杂得多。
首先，这里地更大，人更多，各地发展不均匀。
瑞典人口只有1000万，比杭州人还少，全欧洲的人口也只有中国的一半。
上海的生育政策，和喀什的生育政策，不可能一样，又不能完全不一样。
其次，中国人口快速流动。
陕西的生育政策，未必能给陕西的未来积蓄人口。上海不催生，但上海从不缺人。
一直“育人”一直留不住，一直“抢人”一直爽，这样一算账，如果你是地方政府，愿意把财力投入在哪一块呢？
再次，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更多元。
站在民企的角度看，会觉得350天带薪三胎产假，让企业经营压力更大，让女性应聘难度更大。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观点，一位一胎妈妈给陕西领导留言，希望不要只给三胎奖励假，也给二胎一些假期——她说自己是一名教师，想必有正式编制。
对比各地产假和育儿假也能看出，越是东南沿海省份，假期长度越短。这些省份民企更多，制定规则时就会更顾及民企。
最后，中国确实不够富裕，人均GDP刚过一万美元。
人人希望政府以真金白银鼓励生育，但政府也不可能无中生有，各国福利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说到底是从国民收入来的。而中国的国民收入还无法支撑高额补贴。
这些复杂性我们都能理解。
只是希望，地方政府也能多理解经济学。政府难以补贴生育，寄希望于企业出力，企业趋利避害，最终会把成本转嫁给个人。
湖南省计生条例就在“修改依据和理由”中提到：假期过长有可能影响女性就业，从长远看不利于维护和发展女性权益。今年年初，上海市妇联也曾建议，女性产假和男性护理假合并，由夫妻共享。
并不是一个很难懂的道理。
作者 | 木有药师 | 当值编辑 | 李梦清
责任编辑 | 何梦飞 | 主编 | 郑媛眉 | 图源 | 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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