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与文化（民法典文化解读 刘云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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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文化解读

我国民法典系统整合新中国70多年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民法典编纂提供了丰厚滋养，使民法典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条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民法典是什么，具有什么意义？

作为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的产物，《法国民法典》的最初名称为“法兰西人的民法典”，先后在1807年和1852年两次被命名为《拿破仑法典》，它的颁布实施，结束了法国南部受罗马法影响的成文法地区和北部习惯法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其在立法原则、编制体例乃至法律语言上的杰出成就，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

1.《法国民法典》的立法原则体现出的思想，是其被称为第一部真正意义民法典的根本原因

《法国民法典》中的自由平等、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三大立法原则，体现出的是自由思想和人权思想，是法国民法典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基础。《法国民法典》被誉为采取了法律形式的人权宣言，摧毁了一个旧社会，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发挥了除旧布新的作用和价值。

《法国民法典》作为一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法典，意思自治原则贯彻始终，不少国家民法典的编制都受到此法典的影响，都是感受到其思想的伟大。自1804年以来，《法国民法典》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事立法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成为一部影响达到全世界的伟大法典。

2.《法国民法典》对法学阶梯的承袭，乃至编制体例上的创新，创立了独特的法兰西模式

《法国民法典》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民事立法上采取的是罗马编制，尤其承袭了《法学阶梯》中的编制，体现了法国民法典与罗马法的共同基础和现实土壤。在《法国民法典》中，改变了罗马法《法学阶梯》中将法划分为人、物、诉讼三部分的体例，将诉讼从法典中独立出来。

在这种改变下，《法国民法典》的内容就是关于人、财产及对所有权的各种限制、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三个部分。尽管这种编制也有其局限之处，认为不够严谨和科学，但是其中蕴含的法兰西模式简单方便，被许多国家的民事立法所采取。

3.《法国民法典》在语言文化上的完美性和简明性，让其拥有了易于接受的空间

由于法兰西文化的完美性和明晰性，表现为法律语言上十分贴近生活，避免了法律语言的苍古和多重阐释，这种浅显易懂的优点使得法国民法典易于被接受，在近代编制的诸多民法典中，唯有法国民法典受到交口称赞，就是因为其本身就是后世和外国学习者的语言典范。

《法国民法典》的成功，也源于拿破仑军事上的成功，其用武力征服了邻国，并完成了扩张，便将法国民法典推行到相应的国家和地区，时期有了相应的空间，比如，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曾长期使用法国民法典，意大利全境曾实施过民法典，比利时、葡萄牙、卢森堡、西班牙也自动适用过法国民法典。

概言之，《法国民法典》之所以被称为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原因有三个：

其一，《法国民法典》体现的自由平等、契约自由、人权思想被誉为人权宣言，“意思自治”原则贯彻始终；

其二，《法国民法典》在编制体例上承袭并突破《法学阶梯》，采取罗马编制，并将诉讼分离出原先的三编内容；

其三，《法国民法典》在语言上完美明晰，生活生动，浅显易懂，堪称语言上的杰作，为后世民法典编纂依据。

中国民法典的历史根基是什么？

“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对于即将颁布的民法典的评价。而为了等来民法典，无数法律人曾为之思考与奋斗。而这部民法典相较以前，对民事法律做了哪些变动与删减，文末更有全面解读的文件。

王利明教授畅谈出台民法典的意义

我国现行民法领域最基本法律规范是《民法总则》。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编纂民法典的任务要求，编纂民法典列入了调整后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编纂民法典总则编(即《民法总则》)作为编纂民法典的第一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3月15日审议通过，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并沿用至今。

1、新中国首部民法典即将问世

每个人的每项权利，在每时每刻都受到民法的保护，出台民法典标志着我国依法保护民事权利将进入全新的民法典时代。

新编纂的民法典草案共7编，以此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共1260条。创下新中国立法史的新纪录！

民法典正式实施后，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将同时废止。

在新编纂的民法典草案中，平等与保护是贯穿始终的立法精神如强化对他人利益的保护，降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标准，宣誓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规定成年监护制度，增设专章规定居住权，以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等等。此外民法典草案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回应了当今社会的现实需求。

2、各编内容

各编有各编的特色，与以往民法总则时代相比起来，变化可谓一目了然：

总则编草案共10章、204条，基本保持民法总则的结构和内容不变；同时，根据法典编纂体系化要求进行了适当调整，对个别条款作了文字修改，并把“附则”移至法典的最后部分规定。

——对居住权制度有关规定。物权编草案二审稿规定了居住权制度：“父母作为监护人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房屋享有居住权，或未成年子女对其父母的房屋享有居住权，离婚无房配偶在一定时间内对配偶的住房享有一定的居住权。”居住权设置目的是实现同居者的基本居住保障，保障居住者的居住安全。民法典物权编草案第14章规定居住权的意定性，并没有涵盖并照顾到社会中配偶、老人、孩子等群体的居住权，因为这些主体的弱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进行合同约定;法定居住权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最低的居住保障。在构建和谐社会，共创文明未来的大趋势下，法定居住权制度具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功能，能够保护广大妇女、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利益，有利于创造和谐的家庭关系。

——对流押、流质有关规定。物权编草案二审稿规定，抵押权人或者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间届满前，不得事先与抵押人或者出质人约定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民法典草案明确当事人事先作出此类约定的，仍享有担保权益，但只能依法就抵押财产或者质押财产优先受偿。

03、合同编（463-988）：占据民法典半壁江山

——“禁止高利放贷”拟入法：对于高利放贷问题，民法典草案作出了强硬回应。此前合同编草案二审稿规定，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为解决民间借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民法典草案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将这一款修改为：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在典型合同中增加“保理合同”一章，具体有三个改动：

001、增加规定保理合同的主要条款内容，规定：保理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业务类型、服务范围、服务期限、基础交易合同情况、应收账款信息、转让价款、服务报酬及其支付方式等条款。保理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002、规定应收账款债务人接到保理人发出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后，应收账款债权人和债务人无正当理由协商变更或者终止基础交易合同，对保理人产生不利影响的，对保理人不发生效力。

003、完善同一应收账款有多个保理人时的受偿规则，规定：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均已登记的，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受偿；均未登记的，由最先到达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转让通知中载明的保理人受偿；既未登记也未通知的，按照应收账款比例清偿。

04、人格权编（989-1039）：人格权独立成编

在小编还读书时候，人格权是否需要独立成编就已经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几年过去这一问题最终尘埃落定。

王胜明委员认为，民法典草案将人格权独立成编，符合民法对人身权和财产权并重的发展方向。左中一委员表示，人格权编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具体体现。李巍委员表示，人格权编是民法典体系的一大创新，体现了民法典在编纂过程中的中国特色。

——预防职场性骚扰问题的立法有了最新进展。此前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规定，用人单位应当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为使这一规定在防止职场和校园性骚扰方面更有针对性，民法典草案将“用人单位”修改为“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 随着近期曝出个别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的消息，社会各界对完善法律法规防止、惩治性骚扰行为的呼声进一步高涨。建立防止性骚扰的“防火墙”，必须明确容易发生性骚扰的单位、场所的有关责任。

——完善了隐私的定义，增加了维护私人生活安宁、排除他人非法侵扰的内容。相关条款修改为：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05、婚姻家庭编（1040-1118）

——进一步明确近亲属范围。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稿规定，共同生活的公婆、岳父母、儿媳、女婿，视为近亲属。有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共同生活”的认定较为困难，不宜以此界定是否为近亲属，建议删除这一规定。对此，民法典草案采纳这一意见，删去该款规定。

——合理确定无效婚姻的情形。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稿规定，以伪造、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婚姻无效。有的专家学者和地方提出，以伪造、变造、冒用证件等方式骗取结婚登记的情形较为复杂，其中既可能有重婚、未达到婚龄等问题，也可能仅是违反结婚登记的形式要件，不宜一律认定为无效，可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婚姻效力。对此，民法典草案删去这一规定。

——明确对隐瞒重大疾病婚姻的撤销机关。婚姻家庭编草案三审稿规定，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为更好解决“是否婚前如实告知患病情况”的认定困难问题，民法典草案删去此种情况下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销婚姻的规定，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撤销权。

孟强表示，实践中，婚姻登记机关更多是对结婚登记的要件形式进行审查，而婚姻登记机关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法定职权对于一方是否健康、是否隐瞒重大疾病等事实进行核实和认定，所以这项职权交由法院来行使更有可操作性。

06、继承编（1119-1163）

设立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便于解决遗产继承问题。

07、侵权责任编（1164-1258）

——自甘风险。《民法典(草案)》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损害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

——私力救济。《民法典(草案)》第1177条作出了规定，但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适用不当的问题，因此必须对私力救济严格限制。

——高空抛物。《民法典(草案)》第1254条作出了规定，对高空抛物坠物零容忍！民法典草案进一步完善高空抛物坠物责任规则，将保障责任落实到位，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高空抛物坠物情形的发生。此处将“建筑物管理人”责任主体明确。

我国民法典的立法过程可谓艰难！

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力量起草民法典。此后，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立法活动被终止。

1962年，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议程，并于1964年完成了草案(试拟稿)。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

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组织民法典起草工作，至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虽然草案并未正式通过成为法律，但现行的民法总则都是以该草案为基础。

2002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民法草案。之后，由于物权法尚未制定，加之对民法草案认识分歧较大等原因，民法草案最终被搁置下来。

2014年11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

2016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副秘书长、发言人傅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法典编纂工作已经启动，从做法上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制定民法总则，第二步是全面整合民事法律。民法总则的征求意见稿已经出来，预期6月份能够提请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

2016年6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标志着民法典编纂工作进入立法程序。

2017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2018年8月27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不再保留计划生育的有关内容，新增离婚冷静期。

2019年12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表示，由民法总则和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并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将提交即将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这是合并后的民法典草案首次亮相。

在回应记者关于2020年立法规划提问时，岳仲明再次表示，立法工作计划已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委员长会议原则通过，民法典草案将提请2020年3月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这将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化的法律。”

鉴于发生新冠肺炎重大疫情，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重大决策部署，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2020年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适当推迟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具体开会时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另行决定。

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秩指出；“民法典的编纂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是一件大事。单从立法技术角度讲，就算是以成文法为法律传统的国家，也未必就一定需要有一部民法典。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决定要编纂民法典，其实是给自己出了一道测试题，它要检验立法机关的立法理念，要检验民商事审判的水准，要检验法学尤其是民法学研究的水平，从某种意义来讲也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软实力的一次检验。在这次检验中，究竟能够交上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让我们拭目以待，期盼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的正式出台！

民法典的意义和作用

意义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民事立法的全面总结，是对我国立法经验系统梳理，同时也是对我国民事司法工作全面检验。可以这样说，民法典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在民事立法方面已经走出了探索阶段，正准备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系统性法律规范。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的立法背景和立法导向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即将进入小康社会，绝对贫困不复存在，现代化的康庄大道就在眼前。总结过去民事立法成果，通过民事立法开辟新的未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肩负的神圣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中国已经实现了第一阶段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正大踏步地向现代化阔步前进。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解决了中国社会发展中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如何建立和谐社会，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坚决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中国抗击重大疫情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全国人大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一个带有隐喻性质的立法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的立法机关在如何保护公民权利方面，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实施，解决了我国民事审判统一化的问题。如何把解决具体现实问题的法律规范编纂成为现代化的法典，形成完整统一的法律制度体系，解决我国司法统一化的问题，这是现代法治社会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遗留在民法典中的表现

民法典第五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这与传统法律中的“两相和同”理念有着文化上的继承性。古代社会的契约称作“和同”，又称“两和”。如《唐律疏议·名例四》谓“和同相卖者，谓两相和同”。“和”即“和调也”，将不同的主体通过和调的方式，使之达到两相情愿、彼此同意的境界，便是“和同”。用今天的民法术语表达，就是“意思自治”，即参加民事活动的当事人，按自己的意愿缔结民事法律关系而不受外力干涉。

“两相和同”是契约有效成立的前提条件。形成于西周中期的“格伯簋”铭文便是显例：格伯自愿售良马四匹与倗生，倗生给价三十田，写下契券从中分开，两人各执一半，格伯返回后铸造青铜簋记录此事。又如，现存北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的一份土地买卖契约，记录了马隐等人将土地卖与石进充作坟地一事。全文百余字，三次使用“情愿”一词。反之，在民事活动中违反和同原则，不但会导致民事行为无效，当事人还会受到法律制裁。

公平原则与“法平如水”观念

民法典第六条规定的公平原则，在历史上更是由来已久。“法”字的篆书为“灋”，其字义释为“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廌”即独角兽，遇有纠纷，用独角将不直的一方触而去之，从而使社会秩序达到像水一样的公平状态。

在古代社会，法平如水的观念不仅深入人心，也得到了历朝律令典章一以贯之的维护。《张家山汉简》载：“其失火延燔之，罚金四两，债所燔。”失火行为造成他人损失，不但要罚金四两，还需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资治通鉴》记载，唐高宗永徽元年，中书令禇遂良压低价格购买他人房宅被揭发，大理寺判其以铜赎罪。依据《唐律》，该判决明显处罚过轻，大失公正，后禇遂良和大理寺少卿均被降职迁官。明弘治《问刑条例》中规定：“典当田地器物等项，不许违律起利。”诸如此类的立法规定和司法案例表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从来不缺乏公正平等的精神价值，亦是推进今日法治建设永不枯竭的文化遗产。

诚信原则与“朋友有信”观念

民法典第七条所定诚信原则，在传统社会有着丰厚的文化土壤。孟子曰：“朋友有信”。这里的“朋友”概念，不是特指那些与自己关系亲近、感情深厚的人，而是泛指普通的社会关系，凡是与自己打交道的人，皆当以朋友的态度待之，最为紧要的就是一个“信”字。在汉字中，“信”和“诚”可以互训。诚信不但是古代中国重要的道德概念，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八德中排在第四位，更是人人安身立命的生活信条，故有“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等民谚。

传统法律制度维护诚信的力度很大。《周礼·秋官·司约》载：“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其不信者服墨刑。”重要契约须刻载于宗庙彝器上，一般契约则书写在红色竹帛上。违背诚信破坏契约的，要处以墨刑，让人一望而知其是不守诚信的“老赖”。《汉书·刑法志》谓之“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及至隋唐，在民事活动中违反诚信原则的，则处以笞、杖之刑，同时还需承担债务清偿责任。《唐律疏议·杂律》中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匹，加二等；百匹，又加三等。各令备偿。”宋元明清基本沿袭这一规定，无有大改。

由于失信行为要受到刑罚的惩治，违法成本高，所以民事经济交往中的失信行为人，往往愿意接受调解，以免诉至官府遭受皮肉之苦。这正是古代社会民间调解发达的原因所在，而调解又以其及时有效化解民事纠纷的功能，反过来推动诚信观念深入人心。民法典强调民事主体“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既是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更能有效应对诚信危机。

公序良俗与“法顺人情”观念

民法典第八条确定的公序良俗原则，与古代“法顺人情”的传统可谓一脉相承。法家代表人物慎到说：“法者，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法乃人定规则，不过是人心情理的条文化，故有“律设大法，礼顺人情”的说法。只有符合情理的法律制度，才能有助于公正秩序的建立和善良风俗的形成；反之，则可能伤风败俗。例如秦朝“任法而治”，推行《分户令》，强制父子分家别居，割裂了亲属间应有的亲情。汉朝以后奉行儒家思想，提倡同财共居，曹魏时下令“除异子之科”，严禁父子分家。隋唐至明清，法律中形成禁止“别籍异财”的规定，既倡导了孝老爱亲的道德风尚，又妥善解决了养老敬老的社会问题。

清末以来，“父慈子孝”“夫妇有义”等家庭美德受到很多人的无情贬弃。当今社会中，赡养费纠纷逐年增加，离婚纠纷持续飙升；“扶弱济贫”“守望相助”等社会公德遭到漠视，出现帮扶老人反被讹诈、见义勇为反被诬告的现象。针对不良风气，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编中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并在协议离婚环节设置“冷静期”，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申请；在总责编的“民事责任”部分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此规定，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常情常理常识，无疑是对“天理国法人情”相统一的法律传统的创新性发展，必将为构建和谐家庭、美化社会风俗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