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宣传标语
1．民法典与生活同行。
2．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3．美好生活，法典相伴。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条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民法典宣传标语
1、学习民法典，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2、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将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化水平。
3、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级党政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
4、民法典是一部保障人民权利、推动国家治理的法律宝典。
5、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 走进群众心里。
6、要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7、切实贯彻实施民法典 谱写法治中国新篇章。
扩展资料：
注意事项：
民法典的颁布以及9部法律的废止既不是对我国民事法律规范的推倒重来，也不代表此前的学习都是无用功。民法典新修订内容不超过3%，所以民法典主要还是对我国现有民事法律规范的汇编与整合，重者恒重的备考原则依旧有效。
民法典在明年生效主要是为了给公民、社会以及国家机关充分的学习时间和缓冲时间，与考生无关，请老老实实学习民法典。
如果正在学习民法：不少老师已经根据民法典草案（和民法典差别很小）讲授了新课，建议听一下。
参考民法典2021年新规内容如下：累计收入不超6万元月份
暂不预扣预缴个税，2021年1月20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增开旅客列车325列，主要货运通道增开货物列车114列，铁路客货运输能力进一步提升。新修订的国防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国防法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国防的全民性。国防法坚决贯彻“全民国防”思想，明确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都应当支持和依法参与国防建设，履行国防职责，完成国防任务；新增全体公民增强国防观念、强化忧患意识、提高国防技能，以及组织学生军事训练和公职人员参加国防教育，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等内容。庄重场合可佩戴国徽徽章
重要节日纪念日应升挂国旗退役军人保障法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退役军人保障法明确规定，尊重、关爱退役军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关心、优待退役军人，加强退役军人保障体系建设，保障退役军人依法享有相应的权益。我国鼓励外商投资这些产业，《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首次提出注册人、备案人概念，首次将牙膏参照普通化妆品管理，打击假冒伪劣，加强网络销售监管。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自2021年1月1日起，我国将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禁止我国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对于违反相关规定，将境外固体废物输入境内的，根据《固废法》等法律法规，由海关责令退运，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承运人对固体废物的退运、处置，与进口者承担连带责任。
宣传民法典的目的和意义
宣传民法典的目的和意义：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民法典》宣传，让全社会全面了解《民法典》制定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基本要求，知晓《民法典》的具体内容是全面贯彻实施好《民法典》的前提和基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条 【立法目的】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民法典》新增居住权登记落地深圳 已完成多例居住权登记
观点地产网讯：10月13日，新中国首部《民法典》增加“居住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后，深圳目前已完成多例居住权登记，并为权益人颁发了居住权登记证明书。
根据资料显示，居住权作为《民法典》2021年1月1日实施后新增的一种用益物权，是以往法律中没有规定的一种新的权利。《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第三百六十八条规定“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自2021年5月21日，深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颁发首张居住权登记证明书以来，居住权登记已在深圳正式落地。
观点地产新媒体了解到，居住权应当申请登记，并只有在办理了登记手续后才能生效、具有法律效力。居住权的期限，可以自行设立，可以终生享有。符合居住权登记情形主要包括依据合同方式设立居住权的；依据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取得居住权的。
据悉，居住权的合同公证及登记，实现了居住权和所有权分离。一套住宅也因此拥有了两个不动产证书，即居住权房本、所有权房本，两者平等，互相独立又互相依存。新业主即使获得不动产登记证书、拿到所有权，也无法改变居住权，没有权利赶走居住权人。目前，深圳办理居住权首次登记的承诺时限为3个工作日。
深圳成为首个“生前预嘱”入法城市
深圳成为首个“生前预嘱”入法城市
深圳成为首个“生前预嘱”入法城市，按照相关立法规定，如果病人立下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余生。深圳成为首个“生前预嘱”入法城市。
深圳成为首个“生前预嘱”入法城市1
近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下称《条例》）修订稿，其中，第七十八条在“临终决定权”上做出了大胆突破，规定如果病人立了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最后时光。由此，深圳市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
对此，上海大学法学院国际医疗法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金成华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深圳‘生前预嘱’立法试点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观念引导’和‘制度创新’两个方面。 从制度层面推动传统观念的变化，临终时患者本人的知情同意权得到了法律的尊重和保障，这是国内首创，具有较大的象征意义。为今后国内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提供了较好的范例。”
不过，金成华也提醒道：“‘生前预嘱’乃至‘尊严死’并非是简单的法律问题，它牵涉到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等基本人权，也会引发哲学领域深层次思考的问题。而且，其制度化要涵盖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和主张。在尚未形成充分论证和认同的情况下，如果草率立法将会引发更多社会矛盾和纠纷。因此，我国始终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
深圳试水“生前预嘱”
所谓“生前预嘱”就是针对临终前广为流行的过度抢救和过度医疗而提出的概念。此前，该理念在民间频繁试水，而此次深圳将其入法，是一次保障“人权”的重大突破。
为此，《华夏时报》记者走访深圳市人民医院住院部发现，不少患者及家属向记者表示“有这个需求，也非常想亲身体验一下！”但也有不少患者认为“为了家人，我还是会选择过度治疗来延长生命。”
《条例》修改稿第七十八条对“生前预嘱”规定：收到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提供具备下列条件的患者生前预嘱的，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 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表示：有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的明确意思表示。
并且，《条例》对生前预嘱的形式和方式，都作出了明确要求。在内容上， 必须要有真实的意思表示；在形式上，要求有公证或者经两名以上见证人见证， 见证人不能是参与治疗的医疗卫生人员。并且， 要求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的方式，有患者签名以及注明时间等，来确保患者意愿的真实性。这一明确要求确保了此类预嘱的真实性和效力，避免了后续纠纷的产生。
目前，深圳公证处已办理3宗生前预嘱公证，通过公证的方式，确保当事人本人的意愿得到尊重和执行，并在司法实践中总结有益经验，保障《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落地实施。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珺表示：“‘生前预嘱’首先将保障患者意愿最大程度地得到尊重，实现对患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其次，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解决家事纠纷，避免家属之间的意见分歧；再次，在社会效益层面，有助于节约医疗资源，避免过度医疗和无效医疗，将有限的医疗支出转移到预防和保健上来。”
对于“生前预嘱”为何在深圳首先入法，领悟时代数字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唐树源对本报记者表示：“一是此次立法是在2017年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的基础上修订的.，当时这部地方法规就是全国首部地方性医疗‘基本法’，有了充分的修订基础；
二是，深圳在2021年4月17日成立了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这是全国第二个推广生前预嘱的公益组织，由深圳市8家安宁疗护试点单位发起，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三是，深圳经济特区具备先行先试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人民对于‘生前预嘱’的新理念能更容易更快接受和推广。
能否在全国推广
实际上，“生前预嘱”是由“Living Will”一词翻译而来，最早是由伊利诺伊州律师路易斯·库特纳（Luis Kutner）在1967年向美国安乐死协会（Euthanasia Society of America）发表的演讲中提出的，并于1969年在法律期刊上发表。
目前，全球已有30个国家和地区允许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合法使用“生前预嘱”以及功能相似的一系列文件，如加拿大、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以色列、瑞士、印度等。但在部分国家，“生前预嘱”仍未被法律认可，如日本。
然而日本私人组织Nihon Songenshi Kyōkai（日本尊严死亡协会）为成员提供了一种在该组织注册的半标准化的“生前预嘱”表格，但它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对此，金成华也指出，“不管是早期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西方国家，还是近期实现制度化的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其制度化并非其社会争议的结束，反而引发更尖锐的社会争议。这一点是我国需要关注的。”
据了解，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首次将“尊严”一词写进第1002条的生命权条款中，“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在人格权篇中格外亮眼。
然而与西方个人自由主义模式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在病人的重大医疗决定上居于重要地位，某些涉及不利于患者病情的告知信息，医师基于保护性原则也往往会选择优先告知家属而对病人避而不谈，进而被剥夺了其自主决策的权利。而“生前预嘱”正是让患者重拾自己的权利及尊严。此前，在中国民间已推广多年，但真正能够落实执行的案例不多见。
早在2006年，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创建了国内首个推广“尊严死”和“生前预嘱”的“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2009年，“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发布了中国第一版生前预嘱——《我的五个愿望》，在该网站的基础上，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2013年成立，成为第一个推广生前预嘱的社会组织。
紧接着，2021年4月，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成为全国第二个推广生前预嘱的公益组织。
此外，南京、广州等地的少数养老机构和医院早年也曾探索过引入“生前预嘱”项目，虽然有部分患者和家属表示接受，但也有不少患者及家属认为无法接受，
并且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不具备法律效力，在患者意愿与家属意见发生冲突时，医疗机构及医生为了避免民事侵权索赔，或者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等巨大风险，患者的意愿有时候会沦为“一纸空谈”，不入法的“生前预嘱”，推行并不顺利。
那么，此次深圳“生前预嘱”是否会在全国推行试点？金成华认为，在全国推行难度较大。“首先，关于‘生前预嘱’等临终关怀以及尊严死等相关问题，涉及到法学、医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但目前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特别是各个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性研究相对不足；其次，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差异较大。
基于文化程度的差异以及自己所处的环境，各地居民接受相关理念的程度和方式均有差异。因此，深圳的立法试点能够成为其他地区的参考和借鉴，但未必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标准。”
因此金成华建议：“国内理论界上应该启动法学、医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间的‘跨学科交叉融合式研究’，以高校法学院和医学院为牵头，大力培育‘医疗卫生法’‘公共卫生法’及‘国际卫生法’的研究平台和人才。同时，以深圳为起点，有条件的其他地区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可以进行地方立法试点。
我们的长远目标应该是要构建中国式‘临终关怀法案’，根据新时代的新要求，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制度设计，应该采取客观、理性、慎重的态度。而对欧美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制度经验要进行批判性研究和全方位剖析，一方面吸取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以便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提供借鉴。”
深圳成为首个“生前预嘱”入法城市2
当罹患重症、生命走向终点，你是希望被 插管、上仪器得到全力抢救，还是希望有尊严地给生命画上句号？
深圳近日为生前预嘱立法的“前卫探索”，引起社会广泛热议，让大众重新审视生命的权利与意义、死亡的接纳与选择等人生命题。
按照相关立法规定，如果病人立下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余生。即，我的生命我做主，临终前要不要抢救我自己说了算。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当亲人尤其长辈的生命走到最后时刻，人们经常选择千方百计全力抢救，否则会被视为“不孝”。
有的患者愿意躺在重症监护室，忍受痛苦等待奇迹出现，也有的患者不愿丧失尊严，不愿承受过度抢救造成的痛苦，希望平静安宁地走完人生旅程。虽然当前医学科技发达，但并非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还有很多疑难杂症依旧无解，即便穷尽手段抢救，也仅仅是延长时日，病人的生命质量堪忧。
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愿为父母尽其所有，无可厚非，但对不少普通人而言，却面临着两难。继续救治，意味着要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放弃救治，可能落下话柄，被贴上“怕花钱，不孝顺”的恶名。
重症晚期的患者，难免丧失表达意愿的能力，大脑、身体、生命只能交给亲属，被动接受治疗安排。这本质上是对患者生命决定权以及个人意志的忽视。将生命权交给患者，符合人道主义，也更能体现生命的自由意志。
一些欧美国家早以立法形式将生命决定权交给了患者。即便是在深受儒家孝道文化影响的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也不再认为“尊严死”与“孝文化”相违背。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台湾作家琼瑶都立下了“尊严死”的生前预嘱。
此前，中国一些地方也推广过生前预嘱，但限于口头鼓励、民间倡议等形式，有的医疗机构怕担风险，重症患者的诉求未能得到充分回应，家属的两难问题未能得到全面解答。深圳从立法层面规范生前预嘱，回应了现代社会对死亡尊严和生命尊严的求索，也有助于化解“救不救”“孝不孝”的人伦困境。
深圳成为首个“生前预嘱”入法城市3
近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对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全国首部地方性医疗“基本法”进行修订完善。其中第七十八条在“临终决定权”上作出大胆突破，规定如果病人立了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最后时光，由此将生前预嘱写入地方性法规。
这份地方立法重若千钧。对大多数患者来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否继续抢救，往往是不能做主的。很多时候，病人在痛苦中挣扎，也花费了大量钱财，而家人还在要求医院继续维持毫无质量也毫无希望的生命，直到最后一刻的到来。
说实话，这种看似尽心尽力的情形，并不符合医学规律，也未必是病人乐见的结果。而有了这份地方法规，患者在人生的最后一程，就能“自作主张”，避开无谓抢救的折磨，在平静与安宁中结束生命。
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把“生前预嘱”当作“安乐死”的一种变体。虽说两者都是为了更少痛苦地结束病人生命，都带有“尊严死”的味道，但“生前预嘱”却有别于“安乐死”。设立“生前预嘱”的目的，是让医院和医生放弃无谓抢救，让病人以一种趋近自然、也更宁静的状态走向死亡，安乐死则是要医护人员以无痛苦的方式终结病人生命。
相比之下，前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如心肺复苏术、人工呼吸机等人工设备，体现了病人在生命权选择上的自主性，也更容易避开横亘在安乐死前面的法律障碍。目前，仅有荷兰和比利时通过了安乐死立法，但多数国家的法律对“生前预嘱”却少有禁止。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民法典也有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审视“生前预嘱”的本质，其实是尊重临终患者对医疗护理的自主权，保护和发展他们的生命权，与现行法律规定并不冲突。
今年3月，国家卫健委等15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安宁疗护服务，稳步扩大安宁疗护试点，完善安宁疗护多学科服务模式，提高老年人和疾病终末期患者生命质量，由此也折射出国家政策层面的变化，帮助患者舒适、安详、有尊严地离世，已成大势所趋。
再看深圳的这一地方立法，秉承法律精神，借鉴他山之石，迈出了坚实步伐。为防止这一创新制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造成“被尊严死”的不利情况，该《条例》明确了严格条件：
一是患者有明确表态；二是有在场见证，“经公证或者有两名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且见证人不得为参与救治患者的医疗卫生人员”；三是采用书面或者录音录像的方式，“除经公证的外，采用书面方式的，应当由立预嘱人和见证人签名并注明时间”。通过这些措施的共同发力，能够有效体现患者的自主意愿，也能有力约束医疗机构的行为，避免非常情况的出现。
总体来看，地方立法“生前预嘱”，拓展了依法保障生命权的空间，但也要看到从观念到立法的不足。目前，登录“选择与尊严”网站的，已有1294934位访客，注册会员为50755人，但仅有321人完成了“生前预嘱”，且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
对此，有必要加强宣传，让更多患者知晓这一新事物。此外，这种立法创新还停留在地方立法层面，从长远看，还需经调研论证，进入国家立法，为更多患者提供有尊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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