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到明朝关于不孝罪的处罚
在古代，不孝是一种严重的犯罪。《孝经·五刑》中写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隋唐律中，不孝被列属“十恶”范畴。此后，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一一沿袭。古代统治者以不孝罪打击不孝行为，是以长幼不平等为基础，以牺牲子女们的合法利益为代价的。但是，不孝罪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不孝罪的治理下，形成了尊老敬长的社会风尚。
1、 中国早期法制（习惯法时代）
中国早期法制一般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奴隶制时代的法制，其主要特点是以习惯法为基本形态。
夏王朝的建立统治者便将古代的习惯法作为治国的根本进行推行来完善自己的统治体制。到了商朝经历了从“兄终弟及”制即“兄死弟继，无弟子继，弟死兄子继的制度。说明第一代继承人是弟，这主要是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维护，弟比兄子有更多的社会经验。但由于经常会引发社会争斗，所以更改为“嫡长子继承制”。从此嫡长子成为继承政治权力和物质财产的合体。到西周时期沿袭了嫡长子继承制。正妻所生之子为嫡系，其他为庶出，正妻及其所生子女有明显的不同地位。西周进一步完善了礼治，出现了“周公制礼”的情况。礼中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孝”，
礼中的核心是“亲亲”尊尊。西周时期还出现了明文的“不孝”罪，被认为是很严重的罪行，《尚书》中记载周公曾经告戒康叔说：“元恶大敦，引为不孝不友”要“刑兹无赦”。西周时期对告诉权中规定“父子不得相诉，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不孝动摇了家族政治的根本，也就动摇了国家的根本，当然要大力惩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西周时期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诗经》中“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宗法制下婚姻决非男女当事人之事，未经父母家长同意而行婚姻之事谓之“淫奔”是不为礼法所容。婚姻解除的决定权也掌握在父母手中。七出三不去是对父权的典型反映，作为西周婚姻制度主要体现的六礼制度也沿袭到后代，对汉唐，明清制度有广泛的影响。春秋时期是中国的大动荡时期，礼治开始衰落，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家族政治赖以存在的基础。
2、 战国以后的封建法制时期
秦朝时出现了“破坏婚姻家庭罪”其中包括了‘擅杀子，子不孝，子女控告父母，尊幼殴尊长’秦简《法律问答》中“擅杀子，黥为城旦舂”秦律中对继承人的确定有法定继承人和指定继承人两种，秦律中限制了子告父母的权利，把子告父母定为“非公室告”司法机关不得受理。到了汉朝“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确立更进一步强化了家庭观念，汉律仍以七出三不去为弃妻的主要原则，西汉由于受到儒家学说的影响妇女在公婆少不欢欣的条件下，便可以强迫夫妻离弃，古乐府中《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与妻刘兰芝的悲剧就是一例，汉律中有不孝罪依法，无论什么情况下殴打父母皆处死刑，殴死父母到枭首，杀父母以论处腰斩，甚至居父母丧，司与人通奸着也处死刑。汉为推行孝道，提倡同居共财，即不与父母祖父母分居析财。继承法中两汉规定爵位的继承，基本沿袭嫡长子继承制，非子，非正没有爵位的继承权，关于财产继承，主要是土地和其他财产，汉代开始出现诸子均分财产的情况，庶子女儿都有财产权。三国两晋南北朝在继承上严格惟有嫡长子有继承权，服制定罪是其一大特色，尊长杀伤卑幼关系越近则定罪越轻反之则越重，但幼犯尊长则正好相反，重罪十条中出现了不孝罪，隋朝把不孝进一步放到了“十恶”中。
盛唐时期《户婚律》中极力维护封建婚姻家庭的制度，首先法律确认了封建买卖婚姻的合法性，家长有主婚权，卑幼不依家长私定婚姻者要受杖一百的处罚。在家庭生活方面，唐代法律赋予家长极大的支配权，家长拥有教育惩戒子女的各项权利，子女有非礼行动，家长可以动用家法惩戒，严重者还可以送交官府处以二年以上有期徒刑，财产一应有家长支配，子孙如果另立户口私存资财要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罚适用上亲属相犯，同罪异罚。宋辽金元并未有所发展，明代基本沿用上朝，在继承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但在财产继承上明律规定“不问妻妾婢生只以子数均分。
3、 近现代时期
清朝末年修律过程中出现了法理派与礼教派的斗争。“子孙违反教令”是传统法制中一条针对子孙卑幼的不听教令的弹性很大的条款，只要子孙违背了尊长教令即可成为罪名，随唐以后各代法律都有此条，赋予违反父母尊长的子孙以惩罚。还有“送惩权”对于多次触犯父母尊长者，尊长可以直接要求官府发遣，法理派则认为这是教育问题无关法律。天下父母无不是之父母，子孙对父母祖父母的教训最多是‘大杖则走，小杖则忍’只有忍受之理，断无防范之说，但法理派则提出“正当防卫之说”和“父杀子，君主治之以不慈之罪”之假想，以拉近中国法制与西方法制之距离，势必会受到当时传统势力的打击而被迫流产。到了民国时期，民法典中规定废止旧法中长期沿用的宗祧制度，子女对遗产的继承权改变过去那种有男子独占的局面，采用平等的继承制度，婚姻由男女当事人自行定订，但司法院的解释还公然承认买卖婚姻的合法性。确认以父权为中心的封建家长制。父母得于必要范围内惩戒子女。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才从立法上彻底废除了家长集权制。
唐太宗法制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唐太宗法制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1、唐太宗强调自己颁布的诏敕不能有违国家法律，不能以自己的言论或诏敕等代替国家法律，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他也能够身体力行。
2、唐太宗明确提出了“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的思想，强调国家立法要简约，执法要宽简，切忌法繁刑密，条文复杂，严酷执行。
3、为保障唐王朝国家的长治久安，唐太宗认为必须杜绝执法混乱，要求“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要求“理国守法，事须画一”，要求“法之所行，无舍亲昵”，强调执法务必公正，坚决不徇私情。
4、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
5、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唐太宗让臣下按宽简原则修订法律，制定出《贞观律》。减轻刑罚，修订法律，制定了贞观律。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稳定，最少的一次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贞观之治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法良政优：“贞观盛世”的治国保障
唐律与拿破仑法典的本质差异
众所周知，法律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保护的也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权利。唐律作为封建王朝颁布的律法，其核心是要维护唐朝封建统治者，或者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这是一部封建主义性质的法律。拿破仑法典虽然是由称帝的拿破仑颁布，但此时资产阶级已经在法国逐步发展壮大，这部法典也主要体现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因此它是一部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
历史上著名的法典对当时社会和国家的影响
《汉穆拉比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作为流传至今的楔形文字法中最为完整的一部法典，较为完整的继承了两河流域原有的法律精华，使其发展到完善地步。它公开确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严格保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并对各种法律关系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特别是有关债权、契约、侵权行为、家庭以及刑法等方面的规定所确立的一些原则：如关于盗窃他人财产必须受惩罚，损毁他人财产要进行赔偿的法律原则以及诬告和伪证反坐的刑罚原则，法官枉法重处的原则等，均对后世立法具有重大影响。《汉谟拉比法典》不仅被后起的古代西亚国家如赫梯、亚述、新巴比伦等国家继续适用，而且还通过希伯来法对西方法律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中世纪天主教教会法中的某些立法思想和原则便渊源于该法典。
《拿破伦法典》
法典的影响该法典在不少资产阶级国家里有颇大的影响。首先，在1804年原属法国因而自该法典施行之日起即属于它的效力范围的一些国家中适用，比利时和卢森堡现在仍然把它作为自己的法典。该法典在法国的某些前殖民地中也仍在施行。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现行的民法典，部分以该法典为基础，部分以《巴黎习惯法》为基础。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自1825年起采用了该法典，不过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其次，有些国家以该法典为蓝本制定本国的民法典。例如，1838年的《丹麦民法典》是依据该法典制定的，1940年的《希腊民法典》也是以该法典为范本的 。最后，还有很多国家的民法典在编纂时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该法典的影响，如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1867年的《葡萄牙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1916年的《巴西民法典》等。
《拿破仑法典》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国家的第一部民法典，原则鲜明，编排合理，逻辑严谨，语言简洁，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部诞生于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保卫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而制定的。而且这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原则也为后来许多欧洲国家借鉴和效仿。随着拿破仑在欧洲的军事扩张，《拿破仑法典》也被应用到法军所到之处。由于该法典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规范性，因而对后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起到了立法规范的作用，从而具有了广泛的世界意义，其内在的价值和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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