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1日，《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该法明确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只是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笔者发现，不管是公诉机关还是审判机关，以及案件当事人，都过分迷信公安机关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较之其它原始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有着更强有力的证明效力，人民法院往往将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的划分，直接根据认定的责任大小对损害赔偿数额进行裁决。为澄清认识上的误区，笔者就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使用，在诉讼过程中应注意的两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指正。
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使用应注意哪些问题
一、违章行为与事故的认定没有必然的联系，有违章行为并非必然要对事故的发生及其后果承担责任。
所谓事故认定指公安机关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后，根据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违章行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认定当事人的事故责任。要确定当事人承担事故责任，首先要确定他是否有违章行为，其次还要确定违章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以及影响力的大小。因此，有违章行为并不必然要承担事故责任。
如某案例：林某驾驶汽车装运石块(车厢内坐有一人)经过一县级公路时，因车速较慢，一放学小孩欲爬上该车，不小心摔下来被碾压致死。交警部门在划分事故责任时却以该车人货混装为由，认定林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并追究林某的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此案中交警部门认定欠妥，人货混装确实违反了交通法规，应该被行政处罚，但本案中人货混装并不会必然导致事故发生以及小孩的死亡，如果说车厢内那个人出事我们或许可以说与人货混装有一定联系，但小孩的爬车被摔显然是林某所无法预料和防范的，在本案中即使没有人货混装也不能避免小孩的死亡，因此林某的违章行为与事故发生并没有必然联系。
但现实中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碰撞事故中，交警部门往往人为地牵强附会地寻找机动车的违章行为，以此加大了机动车应负的责任，除了认为相对于高速行驶的机动车而言，非机动车、行人处于弱者的地位，有同情弱者的感情因素外，还与当前对肇事机动车赔偿原则有关。我国现行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只有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才承担给付保险赔偿金的责任。
因此相对于没有赔偿能力的非机动车、行人而言，加大机动车的责任意味着机动车承担更多的赔偿责任，也就是说由保险公司给付更多的保险赔偿金。而肇事司机出于对被害人的同情，明知事故认定有误也不作申辩，何况大部分赔偿金是由保险公司支付。
因此，作为公诉机关，在审查交通肇事罪案中，必须改变过去完全依赖公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来指控犯罪的做法，从观念上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一种普通证据来看，以事实为依据，以道路交通法规为准绳，结合现场勘查笔录、事故现场图、询问笔录等原始材料，对其加以审查判断，看其认定是否合理合法。这样，一方面可以及时给当事人提供公正的救济;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庭审过于被动。
二、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并非民事赔偿责任的划分。
一直以来在司法实践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确定当事人双方责任大小的主要依据，该依据具有较强的证据效力，较一般的鉴定结论，该认定具有帝王证据的效力。法院在裁决当事人责任时依照该认定结论分配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如肇事司机负主要责任就要承担全部损失的60%—80%，如果负同等责任则承担全部损失的50%。在审判过程中，很少有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结论的异议能够得到法庭的采纳。
事实上机动车作为一种高度危险工具，在其运行中，客观上对非机动车和行人构成一种威胁，如果均按以责论处，实行过错责任，甚至“撞了白撞”，实际上是以一部分人的健康权、生命权作为整顿交通秩序的代价，这是对我国《宪法》的公然违背，法律不能对本已受害的非机动车一方及行人毫无保护，从而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同时作为一名机动车驾驶人，应认识到与行人负有不同程度的注意义务，这是机动车驾驶人最起码的素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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