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村与村土地纠纷需要一个案例
土地纠纷引冲突 俩村民互殴“两败俱伤”
人民网贵港2017年 1月16日电 黄某与覃某是同村村民，但两人却因土地纠纷而大打出手，最终导致一方被另一方打伤。日前，广西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覃某赔偿原告黄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4137元。
原告黄某与被告覃某系同村村民，两家存在土地纠纷。2016年6月13日，原告去到被告家中与被告家人就土地纠纷问题进行理论，期间双方言语大声，继而演变成肢体冲突。在此过程中，原告黄某被被告覃某打伤头部。同日，原告被送到医院进行住院治疗。2016年6月20日，原告办理出院，其住院7天期间花去医疗费共计5157元。
另查明，本次事件发生后，贵港市公安局港城派出所接警前往处理，后组织双方进行治安调解，因原被告对于赔偿数额协商不下，调解不成立。2016年7月4日，原告黄某伤情经贵港市港北分局物证鉴定室鉴定，其损伤程度属轻微伤。
法院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本案中，对于土地纠纷的问题，原、被告应秉持互谅互让的精神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根据法律规定，通过司法途径理性、妥善地处理。但原、被告在本次事件中不能保持成年人应有的文明和理性，而是采取争吵或肢体冲突的方式使事态恶化、矛盾加深，并在双方推搡过程中造成人身损害的后果。
故原告在本次打架事件中也存在相应的过错。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原被告的过错程度，确定原被告应按4：6比例对原告因本次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被告覃某承担60%赔偿责任，原告黄某自负40%赔偿责任。经核算，原告黄某的损失为6895元，被告覃某应承担60%赔偿责任，即应向原告黄某赔偿4137元。（黄丽丽 陈拥静）
扩展材料
农村村与村土地纠纷案例审理注意事项：
1、是要高度重视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
审理中要坚持依法、客观、公正的司法原则，正确适用法律，客观认定案件事实，公正的作出裁判结果。
2、是要做好当事人的疏导工作。
基层法院在受案前疏导当事人通过非诉讼渠道化解矛盾，引导或帮助当事人通过行政机关解决争议。有仲裁条款但未经仲裁的，告知当事人先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起诉前并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院不予受理，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
3、是要注意强化调解在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中的作用。
法院应该坚持以调解为主的原则，深入实地，全面掌握争议土地的基本事实，找准稳妥解决纠纷的切入点，耐心、细致、深入地做好诉讼调解工作，注重发挥村委会、地方党政有关部门的参与协调作用，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4、是要做到慎审快结。
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合理确定和把握时机，尊重本地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对于涉及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调整、变更的案件，尽可能在当年农作物秋收后受理，在下年春耕前一、二审结案，不影响农民第二年的耕作。
5、是科学认定和使用证据。
农民的法律意识普遍不强，很少注意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流转时的相关证据，如果法院审理案件机械依照《证据规则》进行，很多农民的诉讼请求都无法得到支持。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更多的注重实体正义，最大程度上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
人民网-土地纠纷引冲突 俩村民互殴“两败俱伤”
农村土地纠纷案例
可以要回土地！虽未签书面合同，但有口头约定，也是合同的一种。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 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但《合同法》第三十六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你把你承包的土地又包给本村人承包，属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合法行为。
如果已经规划修路要占用这块地，你再去要地已经没有意义。因为：
土地被征用后，征地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劳力安置费、青苗费、地面附着物补偿费等。其中劳力安置费归土地承包人；土地补偿费国务院规定归土地所有者，但各地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可以由承包人和土地所有权人按比例分配；青苗费归耕种者、地面附着物补偿归其所有权人。但所有归个人的补偿，均会（应该）做在承包人（也就是你）名下。你再按上述分配原则分给实际耕种的人。
修路占用剩余的土地，你可以协商是否收回。
提醒你：今后无论约定任何经济上的往来，只要不是能当场结清的，最好都签订书面合同。免得事后纠纷。
2017年农村土地纠纷案例
2017年农村土地纠纷案例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相关课题组对土地承包现状、纠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并发布了《农村土地纠纷的量化评估与化解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选取了四川、江苏、吉林、河南、山东、浙江和黑龙江七个省区为调研对象，通过统计分析揭示了目前农村土地纠纷的基本特征，并为相关部门及时防控、化解纠纷提供了对策建议。下面是我整理的2017年农村土地纠纷案例 ，欢迎阅读!
现状
各地土地纠纷发生率差异较大，应关注个别重点户
调研显示，2005年以来土地纠纷有上升趋势，但纠纷率低于10%。从分省情况来看，各地区的纠纷发生率差异较大。具体来说，吉林省的纠纷事件在农户中的发生率最高，达到了22.6%，黑龙江省和四川省的纠纷发生率也较高，分别为17.0%和11.0%，山东省的发生率为9.1%，河南省、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纠纷发生率较低，集中在2%~4%之间。
分析各省纠纷发生率相差悬殊的原因可能是，吉林省和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人均耕地多，农民的收入来源以农业生产为主，因而特别重视土地经营，容易因土地问题引发矛盾或纠纷。而非农产业发达、人均耕地较少或土地产出较低的省份，一般的土地问题不足以引发明显的纠纷，因此发生率相对低一些。
此外，调研显示，土地纠纷不具有群体性，但在少数农户中具有一定集中性和反复性，地区之间纠纷的集中程度存在差异。按每件纠纷涉及的农户数计算，总样本为0.72户，即平均每个农户大约发生过1.4件纠纷，这意味着纠纷集中发生在某些特定农户。因此，在解决土地纠纷时除了要降低面上的纠纷总数，还应关注个别重点户，提高政策瞄准率。
土地纠纷中承包经营纠纷居多，三种调解方式可用
据《报告》分析，农村土地纠纷主要涉及三种类型：因土地承包经营变动引起的纠纷、土地流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以及因征收或占用农民承包地引起的纠纷。总体上，承包纠纷仍是大头，占56.22%;征占纠纷次之，占25.39%;流转纠纷占比为18.39%。土地纠纷解决与否方面，调研显示，88%的土地纠纷已解决，各省土地纠纷解决的压力存在较大差异：黑龙江、吉林和河南的纠纷解决率达到90%以上，仅有5%~8%的纠纷有待处理;山东的土地纠纷解决率为88.9%;而浙江、四川和江苏省未来解决土地纠纷的压力较大，尚有20%~25%以上的纠纷未解决。
目前，农村土地纠纷的解决途径主要有：调解、仲裁和法院三种方式，而调解又分为自行调解、村委会调解和乡镇调解三种方式。结果表明，96.54%以上的土地纠纷主要通过村委会调解和自行调解两种方式，比例分别为71.38%和25.16%;而通过乡镇调解、仲裁和法院三种方式解决的纠纷比例分别占到2.43%、0.64%和0.38%，发挥了一定的补充作用。访谈中了解到，村民和村组干部大多不愿将争议上升到乡镇及以上层面，他们认为乡镇及以上层面的仲裁会将矛盾放大，伤及邻里间的感情。这意味着，如果能充分利用乡民之间传统相邻关系和基层村干部与乡民之间相互了解的半官方协调方式，将有助于提高纠纷解决的质量。
地权不稳定是发生纠纷的重要诱因，需加快权证发放
数据分析显示，土地确权中的纠纷问题并不严重，但某些环节要重点关注。总体上，54.3%的样本村在确权中引发农户纠纷，其中74.3%的样本村涉及的纠纷农户少于5户，8.6%的样本村涉及的纠纷农户在20户以上，可以认为土地确权并未引发严重的纠纷问题。但也应注意，确权过程中的量地阶段是较易引发纠纷的环节。
同时，土地纠纷农户在第二轮承包后通过土地调整得到的土地面积更多，这表明土地调整所反映的承包关系不稳定问题可能是纠纷的重要因素;并且发生纠纷的农户家中更可能有机动地、荒地等非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这同样反映了承包关系不稳定带来的问题。这些结果表明，需要在稳定承包经营权基础上，加快耕地权证发放工作，明晰农民的土地权利。
建议
完善土地制度和政策顶层设计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和政策历经多次变迁，经历了土地农民私有，到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再到家庭承包经营三大阶段，这一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在一些问题的规定上存在冲突。如《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撂荒两年即可以收回土地，但《农村土地承包法》则规定在承包期内不得收回承包地;再如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处理，由于农业系统缺乏强制执行力，虽然高法司法解释认为法院应该受理相关纠纷，但地方法院并不执行。相关政策的’“碎片化”和相互冲突造成了很多难以调处的土地纠纷，未来政策设计需要加强连贯性和系统性。
同时，土地承包纠纷不仅与农地产权改革密切相关，而且需要更加综合性的实施方案，在综合性农村改革下协同解决纠纷。农村收入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利于弱化或转移历史遗留的痼疾对少数农户的影响。因此，应通过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从根源上综合解决土地纠纷。
做好承包经营确权发证等基础工作
土地确权是有利于解决大量土地纠纷特别是历史遗留问题的治本之策。但是，确权过程中也会有激化矛盾的风险，这就需要我们在确权过程中采取符合大政策且因地制宜的解决措施，秉持“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平等协商”的原则处理好相关问题，避免出现承包纠纷激化的问题。
一方面，抓好第二轮农地延包、稳定承包关系。正视农地承包现状，对各地第二轮承包时的遗留问题重新排查摸底，对混乱错杂的农地承包关系进行全面清理、分类处理，强化合同意识，未订立农地承包合同的及时补订，未发放承包经营权证的及时补发。对尚未进行第二轮农地承包的机动地，本着尊重历史、稳定承包关系的原则，出台统一的政策，界定承包对象和农地，统一计量标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发包，订立第二轮农地承包合同，核发新的《农地承包经营权证》等，保障农民长期稳定的农地承包经营权。
另一方面，尽快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位置不明等问题。要对农户《农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持有、农地承包台账、农地流转台账和农地流转合同的签订等进行全面督查;凡农地经营权证内容不实者，要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规定，及时做好变更、换发、解除、注销、回收等工作。
多元仲裁渠道化解农村土地纠纷
仲裁将成为集体经济组织外部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主渠道。同时，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利益格局日趋复杂、难度日趋加大，单凭仲裁难以有效稳妥化解的案例也在增多，无疑仲裁作用的发挥也需要其他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因此，建议构建一种以仲裁为核心、以其他纠纷解决机制为依托的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相互衔接补充、相互协同互动的多元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解决机制。
为构建这一机制，建议清晰界定关键性法律概念，对实践中难以操作的法律条文，出台配套政策或指导文件，避免基层实际工作因缺乏明确政策指导而出现五花八门的做法，减少不合理纠纷诉求。同时，增强仲裁机构与其他相关部门和机构之间的衔接、配合和联动，避免部门之间文件或做法互相矛盾的情况，增强仲裁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此外，建议加大仲裁基础设施建设、仲裁员培训及相关专业人才培育、通过对纠纷案件发生频率、类型、地域的分析，有针对性地对某些重点地区、重点类型纠纷进行重点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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