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颁布有何历史意义拿破仑的《民法典》颁布有何
《法国民法典》作为近代世界的第一部资产阶级民法典，曾跟随拿破仑的大军传遍了欧洲，并影响到世界各地，成为法国革命的象征和人类理性的代表，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法国民法典的一些规定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凝聚着德意志民族理性精神的《德国民法典》颁布后，20世纪各国的民法典的制定多以其为蓝本，而《法国民法典》的一些缺陷则为人所诟病。然而，法国民法典并不因此而丧失其光辉，它在批评中依旧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并在法国人的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国已将制定民法典提上议事日程，然而人们更多的是从立法技术角度推崇《德国民法典》，却忽略了《法国民法典》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事实上，《法国民法典》作为近代第一部民法典，其制定过程、立法风格、体例等等都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都不无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分析1804年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拿破仑的作用及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入手，试图得出一些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有益的东西。
院内通报批评严重吗
院内通报批评是否严重，需要根据通报的具体事项确定。一般通报批评是不会记录到学生档案里。通报批评是指某一主体将行为人的有关缺点和错误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布，希望行为人或其他人吸取教训、引以为戒的一种措施。通报批评的实施主体是不确定的，既可以是公司企业，也可以是行政机关，还可以是某一组织，如党组织对党内违纪问题的通报批评。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 【诚信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 【守法与公序良俗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公民以电子邮件的方式给民法典提出建议是行使什么权利?
公民以电子邮件的方式给民法典提出建议是行使建议权。建议权则指公民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权利。中国公民可以通过新闻报刊来信来访座谈讨论会等多种形式和途径来行使批评、建议权。批评、建议权的使对于防止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有着重要意义。
民法典相比较于民法学行法,他具备什么优势
（一）开放性
1·针对其他法律渊源的包容性。民法典中的合同法是这方面的典型:合同法作为调整经济交易关系最为重要的法律，面对永远处于不断发展和创新中的交易实践，当然也不应该“凝滞”或者僵化。以法国为例，首先是单行法的修改，譬如，1975年7月9日和1985年10月11日的法律分别修改了其民法典第1152和1231条，授权法官对于约定过高或者过低的违约金条款进行修改。其次，判例有时候可能会构建出合同法某一领域的规则（例如，前契约阶段），或者在民法典之中或之外发展出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和概念（譬如，前契约阶段的信息义务，安全义务，销售者和制造者的产品责任，合同的协议转让和解除等），或者将某一局部适用的规则扩展为一般性规则（譬如同时履行抗辩规则，exceptio non adimpleti cont-ractus）。再次，交易实践为不断丰富合同法的内容，使得合同法不断接纳和确认新的交易形式（如解约条款、责任条款、安慰信、独立担保）。最后，学理界也不断将许多理论和概念体系化（合同的对抗性，实质性义务、合同群理论[20]），并不断突破旧有的制度框架（如方法之债和结果之债的区分）。
2·对于其他法律体系的开放性。在如今各国的立法活动中，比较法无疑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对各主要国家的法律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寻求最适合本国的制度安排，这已经是各国在立法中的一项普遍做法。对于外国法的借鉴，这也是法国这个拥有悠久民法传统的国家的经常性做法。仍旧以法国法为例，譬如，在价格的确定方面，法国最高法院在审判中就曾参考了德国法和罗马统一私法国际委员会（UNIDROIT）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当时还尚未公布）中单方面确定价格的有关内容[21].在法国最高法院近年的一些关于合同诚信义务的判决中，还可以看到普通法尤其是美国法的影响，譬如所谓的“信赖理论”[22].
3·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变迁的敏感性。作为调整主体行为的社会规范之一，法律不可能自外于其他领域，不受其他领域变革的影响，或者不考虑自身对于其他领域的一项———尤其是经济领域内可能引发的后果。合同法更是如此:对于交易关系的促进、对于经济生活的良性影响，这是合同法的出发点和归宿之一。由此，不难理解的是，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拒绝将一方遭受的“损失（lésion）”作为宣告合同无效或者变更的原因之一，因为起草者们“对于大革命时期的多次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大量交易因一方遭受损失而被撤销的麻烦记忆犹新”[23].在当代，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显然需要考虑法律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譬如，法国负责研究担保法改革的专家小组中，除了法学教授和法官以外，还有银行家、公证人和律师等实务界专家。此外，法院在做出判决时，通常也会考虑判决的经济影响，譬如，法国最高法院在为某些投资性的人寿保险合同进行定性的时候，就曾大量征询了公证人、保险公司、经济和金融部、司法部等部门的意见。另外，最高法院的某些判决的动机也可以从经济学层面得到解释。此外，法学界对于经济分析方法也并不陌生:在合同法中，法国一些学者反对情势变更理论，也正是基于经济上的分析。据他们看来，如果经济情势的变更能经常性地导致合同的变更的话，这会危害经济秩序的稳定，损害当事人的合理预期[24]（当然这一看法也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批评）。
（二）平衡性
平衡性是指法律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各方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各种基本价值之间的平衡。那么就此而言，是否存在关于合同的一个普遍性的定义?比较法研究发现，关于合同这个最基本的法学范畴之一，存在着多种定义和视角。例如，在深受自由主义思想、重商传统和新教伦理影响的英国，关于合同的观念就更多的体现出经济维度的考虑;而在天主教影响深厚、重视合同伦理的法国，其关于合同的看法就呈现出相当的道德主义的特点。如果把视野进一步扩大至伊斯兰法体系，我们会发现，伊斯兰教法关于合同的理念又与前述两大法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些都说明，即使是关于最为基础、为各大法系所共有的基本法学范畴，关于其内容的理解，各个法系可能并不相同。
就合同的有关分析框架而言，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方法论:经济学分析方法、社会学分析方法、哲学分析方法、个人主义方法、道德主义方法、连带主义方法等。就此而言，巴西的最新立法值得关注:其2002年的新法典要求“契约自由必须以理性的方式，在合同的社会功能的限度内行使”。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普通法学者梅因就揭示出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是一切“进步社会的发展趋势”;而在当代，许多大陆法学者在更为深入地谈论所谓“法律的契约化”现象（如前所述，这一趋势已经扩展到家庭法、物权法等领域）;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并非偶然:它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的重心从“法律”向“契约”的转移;法律为当事者所直接规定的联结逐渐减少，而当事者通过契约所构建的联结渐次增加;法律的调整模式逐渐从“强行性法律”向一种“协商性法律”转变。
在理念和方法论层面，大陆法系关于合同的观念与普通法系仍然存在某些差别。譬如，就合同的效力而言，尽管两大法系都会强调古老的拉丁法谚Pactasunt servenda（承诺应当严守），这一合同法的奠基性原则却在两大法系中有不同的理解。英美法将合同视为“bargain”，强调双方利益或者好处的交换，两种允诺的交易，因此，合同一方可以主张“或者我选择履行，或者我选择赔偿”，任何一种方法是均应被视为可以满足对方的利益;显然，交易秩序中并不涉及道德层面的问题，可见，此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考虑是经济上的安排。由此，普通法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责任形式是损害赔偿:根据Holmes的著名论断，原则上，选择支付损害赔偿是当事人的自由;强制实际履行只是一项例外性责任形式。总之，合同法需要考虑的是交易的迅捷、便利、效率。法律经济学派的“有效违约”理论即是典型:如果违约能创造出更大的效率，则应允许一方选择以支付违约赔偿而解除合同。这明显反映出一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履约还是违约在这里被纯粹解读为一种利润最大化的算计，并无道义诚信等方面的考虑。
这正是许多大陆法学者明确反对将合同简约为“bargain”的原因所在。在合同效力的问题上，大陆法更倾向于合同只有在完全履行之后，才算达到圆满状态。例如，受到法国法的影响，智利法律规定“如一方未履行其义务，另一方有权选择强制其继续履行合同，或者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支付损害赔偿”。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某些合同法制度———诸如非违约方解除合同前的催告、约定违约金条款、合同解除只能通过司法程序、拒绝承认情势变更理论等———都反映出对于合同效力的重视:法律为债权人同时提供了多种选择，以使合同能得到履行;从债务人的角度来看，法律为促使其履行合同提供了多种制度框架，以使合同不至于终止。在许多大陆法学者看来，强调对己方先前做出的诺言的信守、对于对方的合理期待的尊重，这显然涉及道德等诸多层面:中世纪教会法和宗教教义的影响，和他的交互性特征，信守承诺的骑士精神，基本的自然正义观念……由此，强调进入合同关系的双方应保持某种“连带关系”（善意、忠诚、合作和相互扶助等），这只有用经济分析方法之外的其他分析框架才可以解释（道德、伦理、宗教、社会学等）[25].法国当代影响甚大的“合同连带主义（solidarisme contractuel）”思潮，是沿袭了杜尔凯姆、撒莱、德莫格和约瑟朗等人的法社会学思考路径，反对纯粹从商业和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合同。
（三）经济性
经济性是指法律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各个环节包括争端解决环节的成本。在成文法体系中，合同法律规则本身就是交易关系的抽象，这些规则在内容上可以成为一般性的交易条件。由此，在大陆法系中，由于完备的法律规则的存在，对经济当事者而言无需就合同的所有环节和所有事项，均制定繁简无遗的庞杂条款———这与普通法的情形有所不同;从微观角度看，这极大地节省了经济当事人的时间和成本。
从宏观角度看，以法典为核心的成文法体系还具有预防和避免争端的功能。根据一些统计，在美国，司法和诉讼程序的总运作成本（公民、企业、公立机构为律师、法院、司法专家等所负担的所有费用）约为650亿美元，大约占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2.6%;这一比率在瑞士为0.8%，在法国为0.6%，而在西班牙仅为0.4%.此外，在美国，平均每300名居民中就有一名律师（美国的律师数量据称占到了全球总数的70%）;这一数字在法国是1700.在美国，每年每10人中就会有一人牵涉到讼争;这一数字在法国是300[8]（P106）。根据一些比较法学者的分析，这其中存在着结构性的原因:在普通法中，当事者无法服从于成文法典，而是受制于法官创造的规则，这使得当事方对于律师具有更大的依赖;而由于当事人预先无法完全知晓规则，由于普通法的诉讼构造和法律文化，当事人也会具有更大的冲动去诉诸法院。
结论
颇有意思的是，根据位于普通法区域的加拿大的渥太华大学所做的一项统计:在全世界，超过150多个国家占全球60%的人口采用的是大陆法体系;以制定众多法典为其标志。虽然数字并不具有更多的意义———我们显然不能因此简单推导出成文法体系就一定优于普通法系，但是，这起码使得我们更有理由在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进程中，坚持大陆法传统，理解法典化是适合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的最合理选择，从而坚定地继续已颇有建树的法典化之路;而中国民法典的最终出台也必将为中国法体系的“质地”增添“现代性”。
我国如何批判继承德国民法典
对德国模式的当代批判
不需要我说明资本主义进入福利国家时代后对人格关系态度的转变。为此转变，当代德国人也在反思那段历史。最近出版的德国的权威的、详细的民法总则教材的中译本的作者说，与包括篇幅广泛的“人法”的一些外国民法典（这些法典中当然包括了即使是属于德语世界的瑞士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相比，“我们的民法典总则中对人法的规定则显得非常单薄，亲属法被贬入第四编”；“法律对自然人的规范过于简单，因此没有涉及一些重要的人格权”；“民法典的人法部分仅仅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人们几乎不能从这些规定中推断出一般性的结论”。[59]这些话表达了德国人对德国民法典的物文主义倾向的深刻反省，犹如他们对自己的纳粹主义历史的反省！这真是一个诚实的民族，其良心的审判不放过一切错误，恰恰构成某些死不认错之民族的榜样。
呵呵，“被告”已招，“律师”何辩？若再硬辩，有违程序。不独此也，德国民法典的一些继受者也在清算其错误，乌克兰即为其著例。如所周知，1994年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的结构是对德国民法典的模仿和发展，它在老潘得克吞体系的基础上发展成新潘得克吞体系，包括如下7编：1、总则；2、物权；3、债法总则；4、债法分则；5、著作权和发明权；6、继承权；7、国际私法。这一民法典结构也是独联体国家的示范民法典的基础。参加这一民法典合作项目的国家有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60]但在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诞生后的两年，即1996年8月25日，诞生了乌克兰民法典草案，[61]它并未完全遵守上述范本，它包括如下7编：1、总则；2、自然人的人身非财产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身权）；3、财产权；4、知识产权；5、债法；6、家庭法；7、继承法。从现有的资料可看出，乌克兰尽管有义务接受以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为基础的独联体国家示范民法典的模式，但它并未照抄这一示范民法典。首先，它把人身关系提前于财产关系，表明了其清算前苏联时期从德国继受的物文主义的意图；其次，它把家庭法纳入民法典中，彻底否定了在前苏联集团国家长期存在，甚至在东欧剧变后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也存在的把家庭关系排除出民法典的消极倾向，它与第二编的规定相配合，恢复了人身关系在民法典中的地位。[62]这些要点，到处闪烁着创新的火花。也许因为它酝酿的时间较长，在结构上，它对苏俄民法典－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的结构反思最多最深，所以它完成的上述改革令人神清气朗，耳目一新，产生换了人间的感觉。我们终于看到，不仅德国人自己，而且德国民法典的继受者，都在反思物法前置主义的缺陷，如果我们还要坚持这种主义，就显得不近情理了。
顺便要分析的是乌克兰民法典草案第二编的具体内容。该编规定了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保护权、消除威胁生命和健康之危险权、医疗服务权、对自己健康状况的知情权、个人健康状况的保守秘密权、患者权、自由和人身不受侵犯权、器官捐赠权、家庭权、监护和保佐权、体弱者的受庇护权（The Right to Patronage Care）、环境权等为确保自然人的自然存在所必要的人身非财产权；另外规定了姓名权、变更姓名权、自己姓名之使用权、尊严和荣誉受尊重权、商誉之不受侵犯权、个性权（The Right to Individuality）、个人生活和私生活权、知情权、个人文件权、在个人文件被移转给图书馆基金会或档案馆的情况下文件主人的受通知权、通讯秘密权、肖像权、进行文学、艺术、科技创作活动的自由权、自由选择居所权、住所不受侵犯权、自由选择职业权、迁徙自由权、结社权、和平集会权等为确保自然人的社会存在所必要的人身非财产权。这两类人身权共计32种，大概是目前世界上关于人身权的最完备规定。乌克兰民法典草案极大地扩展了人身权的范围，并打破了在自然人权利领域宪法与民法的严格分工。它用47个条文将人格权结构成独立的一编的作法，也是对梁老师之人身权“条文畸少，不足以设专编”[63]之结论的不利证明。
在某种意义上继受了德国法的意大利，其教授也对德国民法典的物文主义发起了攻击。在去年10月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召开的第8届中东欧国家与意大利罗马法学者研讨会上，桑德罗·斯奇巴尼作为第6届同名会议确定的罗马法示范教材编订组的成员提交了书面发言“关于以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为基础编订罗马法初级教材的意见”，其中提出了示范罗马法教材之编订格局。他高度评价了优士丁尼《法学阶梯》通过确定人的中心地位表现的人文主义精神及其广泛影响，建议各国基本根据该书的阐述顺序编订罗马法教材。[64]此举显然是想取代过去流行的潘德克吞式的罗马法教材，以消除物文主义的消极影响。
在斯奇巴尼教授发表上述言论的这个会上，我也作了介绍我的民法典草案结构设计的主题发言。在一个继受德国法的国家批评德国法，当然对东道主有所冒犯，其学者就此分裂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认为自己民法典的结构没有什么不好，至于怎么个好法，好在那里，持论者却不肯说；另一阵营认为我的发言很有意思，从而要发表我的文章的俄文本，并热烈地讨论我提出的问题。但会议的主持者意大利教授P·卡塔兰诺认为，我提出的人与物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当代不能讨论，只能回答是或不是”的问题，以此表达了自己的人文主义立场和对我的观点的声援。[65]
看来，无论在德国自身还是在受德国影响的国家，物文主义都在遭受批判。梁老师还在中国坚持这种广遭诟病的主义，与时代精神顶着牛呢！
民法典涉及消费者权益内容
法律分析：(1) 安全保障权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所享有的保障其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身安全权，二是财产安全权。
(2) 知悉真情权是消费者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3) 自主选择权是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
(4) 公平交易权是指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所享有的获得质量保障和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的权利
(5)依法求偿权是指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时，依法享有的要求获得赔偿的权利。
(6)求教获知权是从知悉真情权中引申出来的一种消费者的权利。是指消费者所享有的获得有关消费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知识的权利。
(7)依法结社权是指消费者享有的依法成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的权利。
(8)维护尊严权是指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所享有的其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
(9)监督批评权是指消费者享有的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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